【深度】迫“口交”、掴32巴、10童围殴——童党欺凌谁之过？
最近半个多月，先后发生三宗骇人听闻的童党欺凌事件。上月中旬，有两名中三男生疑因不满同校中二师弟“讲坏话”而相约对方“讲数”，并找来六名童党对两人拳打脚踢，甚至迫他俩“口交”；到上月底，绰号“牛丸”的17岁少女及其朋党，又在屯门安定邨商场平台殴打一名15岁少女，掌掴了她32巴又踢了15下，期间有多人在场围观取笑；上周六（2月29日），在“牛丸事件”同一地点，再有一名13岁男童疑被至少10名童党围殴，期间有人以铁通猛打、狂踩头部和背脊、甚至用烟头“辣”身。事件再次引起社会对童党欺凌及青少年暴力倾向等等问题的关注。
初步观察，近期的童党欺凌个案大致可以勾勒出一些共通特征。首先，童党的诞生源于年龄相近的同侪关系，也有可能是附近邻居，在成长过程中慢慢聚集一起。其次，童党的活动空间相当有限，普遍活跃在社区范围内，例如屋邨的公共设施，包括球场及公园等。最后，童党进行欺凌行为时，受虐者与施暴者未必有直接关系，参与其中的施暴者可能只是被朋党号召出动，双方事前未必存在直接的冲突纠纷。
事实上，童党欺凌问题已经缠绕香港20多年，最轰动社会的莫过于1997年有14名童党参与的秀茂坪童党烧尸案。不过，近年社会似乎略为轻视童党欺凌及青少年暴力倾向的问题。
问题一：朋辈互相模仿换认同 误会能分担责任趋暴力犯罪
台大社会学系助理教授陈易甫早年撰写《暴力知识结构与青少年暴力行为：一个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一文，指出朋辈的影响是青少年确立暴力知识结构的重要因素。因为青少年在成长阶段渴望受到认同，当周遭存在施行暴力行为的友伴时，也更容易倾向参与其中，以换取对方认同。另外，由于不少年青人期盼能在朋辈面前，展现自己“不是好欺负”的形象，故当年青人聚众在一起时，周遭友伴的人数多寡，也会影响年青人倾向使用不同的暴力行事风格，包括采取不同的暴力方式，以及不同伤害程度的手段。
在文章中，他指出有外国学者提及“友伴传染”这个概念，来解释朋辈对于青少年的社会与情绪能力的影响。所谓友伴传染，即青少年在与朋辈互动中，能互相受到负面影响，包括行为上的问题（暴力的手段），以及情绪的上的问题（如愤怒、惧怕或忧郁情绪）。而当负面情绪与个人暴力行为产生连结，如青年人身边存有暴力型朋友，则较有可能在互动的过程中受感染，进而与他们一样，发展出愤怒的感知风格来行事，包括采取暴力手段去解决问题。
问题二：家庭结构影响成长发展 青少年可能欠理想学习对象
本身是注册社工的屯门区议员曾锦荣认为，青少年在心理发展过程中，有发展认同与亲密感的需求，当家庭系统无法满足相关需要，甚至是造成阻碍，他们便容易作出偏差行为。
曾锦荣指出，区内不少家庭的社经地位偏低，按照坊间的研究所反映，“双职家庭”问题颇为严重，父母的工作时间普遍过长，以致大部份双职家长都难以抽时间陪伴子女，没有履行理想的家庭责任，导致子女较易感到孤独，容易作出偏差行为。而除了社经地位问题，曾锦荣也提到家庭结构具有一定影响力，例如不少青少年成长于破碎家庭，在发展阶段中，可能会因欠缺模仿对象，例如没有亲密的父／母对其行为作出适时指导，难以独自辨别是非黑白，容易酿成滥用暴力等偏差行为。
问题三：政府防治工作资源不足 青少年服务拨款少之又少
一直以来，特区政府都把包括青少年在内的青年问题，视之为“青少年有问题”，并且把青少年服务“外判”给社区机构，但近三年拨款却分别只占社会福利署整体资源的2.5%、2.7%以及2.9%。曾锦荣也提及，要有效改善街童问题，政府有需要反思，现时投放在相关方面的防治资源，究竟是否足够。2007年观塘玉莲台发生一宗街童殴杀事件后，社署的确因而提升相关拨款，但近年随著青少年人口下降，加上夜青活动模式转向隐蔽，港府却抱著侥幸心理，以为街童、边青等问题已经得到有效解决，并没有检视有关服务是否足够。
香港青年协会副总干事陈文浩表示，20多年来，童党问题一直存在，只是形式有所转变，例如以往较多与黑社会相关，大多公开在公园聚集，而近年则变得隐蔽。他呼吁循三方面作出改善：
首先，加强家庭教育功能，即鼓励父母与子女建立一套正面而又可以进行管教的沟通模式，尽量减少责骂，令父母同子女可以保持积极沟通；
其次，向青少年灌输应有的同理心让他们明白自身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理解为何不能结党去欺凌他人，同时，也要加强青少年的价值观，让他们了解个人长处和优点，不至于只能透过结党方式来获取满足感和效能感；
最后，加强新入职社工的能力，教授他们如何找出有危机的青少年，因为童党问题转趋地下化，不似以往般长期聚集在公园，也因流动性增加，而出现跨区结党情况。而社工要有效找寻有危机的青少年，必须具备一定的沟通技巧和人际网络，这些能力都能透过培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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