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悬殊】1%富豪拥全球44%财富　不平等现象如何形成

编者按：联合国去年底发表的《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中特别指出，当前席卷全球的示威活动显示，尽管人们在消除贫困、饥饿和疾病方面取得了空前的进展，但社会仍未按照应有的方式运转，其中存在的关键问题是“不平等”。
事实上，不平等问题或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其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各异。本文作者试图从宏观角度透视之，并结合香港实例加以分析，看看“不平等”如何形成及其进展情况。

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平等会造成社会矛盾，甚至启动战争。当今举世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根据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发布的《Global Wealth Report 2019》，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全球总财富44%；由美国亲劳工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于2015年发表的另一份报告《Top CEOs Make 300 Times More than Typical Workers》则指出，美国最大的350家公司中，1965年高级管理层平均薪酬与一般员工之比是20：1；到了2014年，却高达303：1。

而且，财富更集中于发达国家，其中美国特别显著，根据凯捷顾问公司（Capgemini）的《World Wealth Report 2019》，截至2018年，美国有逾500万人财富超过100万美元，紧随其后的日本则有约300万人。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贫困，国民的生活水平、教育、健康等状况都远远落后。这种现象应予以正视，故此，有关方面的研究如雨后春笋，各方都致力纾缓不平等，使世界趋于和谐。

不平等现象的长期趋势

库兹湼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认为，在整体收入水平偏低时，社会的不平等水平也较低，而随着经济增长，社会的不平等水平逐渐上升，但最终达到高收入水平后，社会的不平等水平会再次下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这种解说确实符合现实情况，但其后，随着高收入水平而下降的不平等曲线，却转为向上倾斜，不仅美国、英国如此，甚至平等主义盛行的瑞典、德国也是如此。

其实，从十九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各种数据显示不平等情况确如库兹湼茨预测的一样，呈“倒U”形曲线：先是工业革命推进平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工资普遍随着收入增加，不平等水平比以前高，因为较高的总收入允许部份人享受更高的工资，同时不把其他人逼到生存线以下。资本进入更加多样化的制造业部门和城市化都推动不平等水平的上升。故此，不平等水平从工业革命开始，至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在发达国家达到顶峰。此后，良性机制和恶性机制并行又纾缓了不平等情况。良性机制是指高质素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再分配需求的增加以及资本回报的下降，恶性机制则是指战争和革命。这种推动不平等减少的力量在八十年代消失了。

曾任世界银行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的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其著作《全球不平等》（Global Inequality）中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富裕国家第二波库兹湼茨波浪（Kuznets waves）的开始，这时迎来了又一次科技革命，给信息技术、全球化和第三产业服务差异化等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从而扩大了收入差距，因为新技术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大，同时也推高了资本占比和回报。不平等由此再度上升，直到如今，都处于上升周期。

现在，我们需要总结过往的经验，从而纾缓不平等的上升，避免社会陷入困境。

全球化和高科技造成不平等

麻州理工学院讯息科学经济学家Erik Brynjolfsson在2013年提出，新一波不平等的主因是科技创新，电脑与网络发展指数式增长，令GDP持续增长，但却不是人人受惠。现在，高技能的顶尖人才和公司能力增强，收入增多了，Facebook、Google、Apple、Amazon等科技巨头都大大受益，可是，有人却会因自动化技术的出现而失去工作机会。

在未来，银行出纳员、保险从业员、借贷经理等都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随着无人车的推出，的士司机也会逐渐被淘汰。微软创办人盖茨（Bill Gates）因而建议向商家征收“机械人税”，以补偿入息税的损失及减慢自动化的速度。此外，也有多国开始研究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行性，令人怀疑未来会进入人民公社的模式。

当今世界一大特征是全球化，全球范围的分工合作，无疑使整体更符合经济效益，可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并没有较平均地分配到每个人身上。全球化的最大赢家是亚洲贫困人口的中产阶层，例如中国、印尼、泰国、越南，他们的收入都翻倍增长；最大输家是富裕国家或地区的中下阶层，他们的收入几乎停滞，某些基层人士实际收入甚至减少了。全球非常富有的人（全球首1%，通常是富裕国家或地区最富有的人）收入也出现持续增长，成为全球化的赢家，同时导致富裕国家或地区顶层和底层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现时，美国的不平等问题较为突出，欧洲国家和中国则相对没那么严重。有谓这主要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缘故。英美奉行新自由主义，一切以私人利益为依归，仰赖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认为私营企业高效、合理；与此同时，国家、政府、公有相关部门都被认为效率低下、干涉自由，并且导致腐败。有人认为，在这样的体制下，政府只顾资本利益，忽视民生福利，深化了社会的不平等。香港的“大市场、小政府”模式，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体现，近年虽加大了民生福利的投入，但贫富悬殊问题却未曾解决。

税收制度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机制，适当运用，可以缩减社会上的经济不平等。然而，为了鼓励创新，一些国家减轻高技能劳工或行业的税务负担，促使这些人的收入更高。

为了促进贸易，有些地方采取低税制。例如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香港，收入不平等水平在2016年已达到四十五年来的高点，是发达经济体中最高；而且，由于没有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富豪们生财更如鱼得水，截至2018年4月，香港政府可动用的财政储备总额为1.83万亿港元，同年的首21位富豪的资产已相当于这笔总额。

美国国税部门对工薪阶层收入征税的覆盖率约为100%，对商业和投资征税的覆盖率则仅为70%，而商业和投资收入通常是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来源，这就导致富者愈富。

工会为工人争取权益，也有纾缓不平等的功能。当工会壮大时会有较强的势力与资方争取提高收入水平，可是，近年工会却持续式微，在美国，1983年的工会人数是现时的两倍。乔治梅森大学梅卡图斯中心（Mercatus Center）研究员法伦（Michael Farren）称，作为工会中坚的制造业衰退，加上政府向公务员提供了过去只有工会成员才有的福利，都使参加工会的雇员人数减少。工会势弱，有可能使不平等问题得不到正视。

受教育机会影响不平等情况

在一些地方，受教育机会亦造成经济上的不平等。教育程度对于薪酬高低具有很大决定性，特别是一些需要高技能和专门知识的行业，要入行就必须接受特定教育。一些负担不起教育费用的低收入阶层很容易世代陷入贫困，难以摆脱。

教育普及最终会缩窄贫富差距，是减低社会不平等的手段，低下阶层透过接受教育，有助成功脱贫。然而，即使接受教育的机会平等，但基于家族背景或社会阶层和人脉，某些地方也有可能出现对一些高薪工种的垄断情况，从而造成收入不平等。

新的财富集中在一些本来已经拥有财富的人手中，会使富者愈富。拥有资本的人，会透过资本的增长累积财富，当资本增长大于经济增长时，更会出现财富集中的情况。好像香港，财富就集中在拥有物业的人士手中。金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会出现较多的不平等。由于低下阶层拥有较少收入，也就拥有较少信用、股本和资产，使他们与富有阶层的差距愈拉愈大。金融业者本身高薪厚职，也容易积累财富。在一些地方，某些势力以政治力量使政策向他们倾斜，从而令财富集中在他们手中，称为“寻租行为”（rent-seeking），也是造成不平等的原因。在民主国家，富豪会透过在政治选举中投人资金，壮大政治影响力，而使自己当选或支持符合他们利益的候选人，令政府的政策向他们倾斜。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性别也是不平等的原因之一。一般来说，女性会照顾家庭，生养孩子，故此，收入会比男性低。

有人会疑惑：为什么有些国家一直都较为富裕，另一些则长期陷于贫困，使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难以消弭？马尔萨斯人口陷阱（Malthusian trap）给出了解释。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提出，在发展中国家，当人均收入增加后，人民生活得以改善，由此而促使人口增长速度提高，结果人均收入水平又退回到原来的水平，造成这些国家或地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是为“人口陷阱理论”。要突破这个陷阱，就要加大投资，当投资规模超过人口增长水平时，人均收入才能得以提高。

另外，全球暖化造成部份地区农作物产量下降，并加速疾病蔓延，对赤道地区相对贫穷的国家影响尤甚。据估计，这些国家因全球暖化损失了24%的增长，从而不能摆脱贫困。

继续阅读：【贫富悬殊】不平等的后果：触发社会矛盾　掀起社会运动

上文节录自第203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2日）《1%富豪拥全球44%财富　不平等现象如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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