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反战电影能否突破局限?

撰文: 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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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和世界上唯一曾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国家,战争与原爆是日本影视文艺作品中常见的题材。早在战后初期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已制作出多部经典的反战作品。不过,时至今日,几乎每部反战电影都被指“反战败而不反战”。批评者认为,这些作品大多将重心放在展现战争的残酷、民众的无辜与普通人的身不由己,却鲜见对战争起源的深层思考和身为加害国的反省,因此不能说是真正的反战。
撰文︰刘冉

动画《再见萤火虫》讲述年幼兄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最终惨死的悲剧,以展现战争为无辜者带来的苦难。(《再见萤火虫》剧照)

其实,日本较早的反战电影并非没有直接的反思和指控,例如1986年的《海与毒药》讲述日本军方对八名美军飞行员进行人体实验的残酷史实。不过,较为典型的反战作品,多选择从普通民众的生活切入,以平淡日常被打断作为主要的矛盾冲突,展现战争为无辜者带来的苦难。例如高畑勋导演的经典动画《再见萤火虫》讲述年幼兄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最终惨死的悲剧;山田洋次的电影《给儿子的安魂曲》则描述丧生于长崎原爆的受害者化为幽灵,重回母亲身旁的故事。这两部作品都曾被批评将民众描述为无辜受害者,淡化了历史上后方的动员与配合。

《给儿子的安魂曲》描述丧生于长崎原爆的受害者化为幽灵,重回母亲身旁的故事。(《给儿子的安魂曲》剧照)

更为典型的是片渕须直在2016年的动画电影《谢谢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女主角浦野铃出生于广岛,在战争期间始终心怀乐观,与家人共渡时艰,却在轰炸中失去了一只手臂,外甥女也死于轰炸。一切的悲剧似乎毫无来由,一切的牺牲也似乎毫无意义。导演借由这种强烈的反差来表现战争的残酷与荒谬,电影无疑是反战的。然而影片结尾,铃在得知日本战败后崩溃哭喊:“不是说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吗?我还有左手,还有脚,我身边的人还活着!”这个令许多观众难以接受的情节,真实反映了普通民众如何被军国主义文宣所欺骗和操控。

2016年的动画《谢谢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真实反映普通民众如何被军国主义文宣所欺骗和操控。(《谢谢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剧照)

在这一方面,NHK 2014年的晨间剧《花子与安妮》表现得更为直观:主角村冈花子在担任播音员时拒绝在儿童节目中播报战争新闻,结果被指摘为“不爱国”。这个情节展现了当年大部份民众对战争的热忱。

更容易引发争议的,是那些直接从战争参与者角度出发的作品。2013年的影片《永远的0》中,主角健太郎为探询外公宫部久藏的死亡之谜而走访他的老战友,最后发现曾为神风特攻队成员的外公其实并不愿意执行自杀任务,但为了挽救下属生命,他主动牺牲自己,撞向美军的航空母舰。健太郎试图搞清楚外公究竟是“胆小鬼”还是“英雄”,却发现他只是又一个被战争裹挟的可怜人。故事固然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但也颇具争议:批评者认为这是对神风特攻队的“洗白”,将军人美化为无能为力的受害者,借由展现个人苦难,逃避反思帝国主义。如果每一个军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谁又是真正的加害者呢?

《永远的0》是直接从战争参与者角度出发的作品。(《永远的0》剧照)

片名《永远的0》指的是零式战机,亦是日本空军的象征。宫崎骏2013年的作品《风起了》,主角正是以零式战机设计师堀越二郎为原型。影片中的堀越抱持反战立场,制造飞机只因热爱飞机,并宣称“飞机不是战争的道具,也不是贩卖的商品,而是美丽的梦”。这种对于战争直接参与者的无辜化、对于战争工具的浪漫化,与反战主旨很难无缝契合,也令一些观众对宫崎骏失望。

宫崎骏本人是旗帜鲜明的反战反修宪人士,并不缺乏对战争责任的反思:他的父亲当过生产战机零部件的军工厂厂长,他与父亲争吵时说过:“老爸肯定也是有战争责任的”。既然如此,设计战机的男主角,又如何能被描绘为完全无辜的正直形象?是否真的存在“喜欢制造战斗机”的反战人士?坚持梦想的男主角,如何面对自己设计的战机对他国人民的伤害?为了回避这种矛盾,宫崎骏在采访中也承认,他有意省去了战机被投入战场的画面。

宫崎骏2013年的作品《风起了》,主角正是以零式战机设计师堀越二郎为原型。(《风起了》剧照)

当反战电影陷入只侧重描述无辜者的套路,去年上映的电影《阿基米德大战》可以说开辟了一种崭新的思路。菅田将晖饰演的主角櫂直是一名天才数学家,无意中被卷入二战爆发前的日本海军派系斗争,受山本五十六委托计算战舰造价。櫂直本人是一名坚定的反战主义者,秉持反对制造战舰的初衷而接下任务。影片以倒叙展开,一开头就忠实再现了大和号在1945年的坊之岬海战中被击沉的过程。

比起将普通民众描绘为无辜受害者的作品,导演山崎贵此次展现的战争观有些与众不同:藉战舰派主力平山中将之口,指出战争的起源是民众的狂热,而要想让民众恢复理智,则必须建造一艘代表日本的完美巨舰,再令其无可挽回地、壮烈地沉没,从而彻底击碎民众对战争的信念。

公平来讲,影片描绘了军队操弄权力、渴望战争的嗜血形象,批判立场是明确的。但这个奇特的脑洞,未免将责任倒转了:以平山中将和櫂直为代表的战争直接参与者乃至领导者,倒成了最清醒最坚决的反战派;对战争并无直接决策权、甚至连知情权也常被剥夺的普通民众,倒成了战争的“罪魁祸首”,乃至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方可醒悟。这种清奇的思路,难免令人有种违和感。

当然,历史上大和号的建造,不可能是出于反战的动机。此外,櫂直虽然坚决反战,却是出于战争会对日本经济和普通民众带来伤害的理性考量,而不是出于对战争本身正义性与道德性的质疑,因此仍然是有局限的。

反战电影对于历史记忆的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我们自然不必要求日本每一部作品都要声泪俱下地谢罪,但一个时代的反战电影,理应在描绘无辜受害者之外,有更深刻和多元的表达。在这一方面,我们仍在等待日本电影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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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202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24日)《日本反战电影能否突破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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