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中国和日本】中国通兼日本通眼中的中日关系
美国学者傅高义（Ezra F Vogel）的《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去年出版后，随即广受关注。傅高义既写了一本关于日本的书《日本第一》，在日本成为畅销书；也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邓小平时代》，在中国成为畅销书。被誉为西方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通”和“日本通”，傅高义自称是以旁观者的角度，论述1,500年来的中日关系，并提出意见，供两国参考。
撰文：方蘅
笔者读过日本学者冈本隆司所著、于去年出版的《日中关系1500年》中译本（参见《香港01》周报2019年5月27日第164期书评《为新型中日关系解开心结》）。再遇上本书，两者同样以1,500年入题，但冈本隆司是与所论有切身关系的日本人，傅高义则是旁观者；冈本隆司的书篇幅较短，且只由西汉时期谈到二十世纪前期中日战争前为止，傅高义的书则以成书前的一刻，即2019年为时间的下限，可说是一直写到眼前。作为一位研究当代东亚的专家，傅高义采取详今略古的方式，描写近两百年历史所花的笔墨远多于之前的历史时期，并对未来有所前瞻。
从旁观者角度提出意见
身为日本人，冈本隆司对两国关系有深刻的感受，希望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即使这有别于一般国人。作为旁观者，傅高义则尝试归纳双方的主流意见，希望双方彼此尊重，从而维持良好的关系。
清朝以前，中国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轻视日本蕞尔小国。冈本隆司虽然也斥责中国的自高自大，没兴趣了解外国，却也指出日本对忽必烈的国书置之不理，甚至处死来使的做法不合常理，那种认为“勇于对抗大国，不屈服于大国”是正当的心态，是出于对外部世界的不了解。
另外，明朝时，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认为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是有利的，因而与明朝短暂恢复了朝贡关系，被日本人认为是“屈辱外交”。可是，冈本隆司却称许他是当时的一流人物，有很高的政治成就。由此看来，冈本隆司并不认同日本过度刚勇。
至于傅高义，则深深理解主流日本人对于两国漫长交往史中，中国要求别人臣服于己的自大和傲慢不以为然，坚决要求被视为政治上的一个平等国家。他指出，对当代日本人来说，每次中国要求他们低声下气地为二战时的侵略行为道歉，就代表着中国试图宣称其优越性。日本人愿意道歉，却不愿卑躬屈膝地按照中国要求的去道歉。傅高义因而建议中国应向民众更全面地陈述甲午战争后中国向日本学到了什么、日本在1945年后追求和平上的努力，以及1978年以来日本对中国的贡献。而且，他认为日本官员已经作了道歉，中国应该减少制作和放映二战反日电影。
傅高义在书中陈述不少史料都是关于日本人如何致力于谋求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的，无论是甲午战争前，还是甲午战争后；二次大战前，还是二次大战后。
突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善意
傅高义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国内的官员本担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进攻中国的英国和法国可能也会进攻日本，故此，于1871年与中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希望共同面对西方带来的挑战。日本人对西方人把中国人当奴隶一样对待的傲慢态度也深感愤怒，并对中国人很有亲近感。
与冈本隆司一样，傅高义也讲及甲午战争后，中国向日本学习。不过，冈本隆司主要讲中国向日本学习的不是日本固有文化、文明，而是移植到日本的西方文明，对日本其实并不了解；日本人则开始对中国人产生轻视的心态。傅高义却突出日本对中国的贡献，以及不断有人致力维系中日间的关系，其中包括近卫笃麿、川岛浪速、有贺长雄、石桥湛三等。
近卫笃麿是明治时代的皇室宗亲，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会被白种人视为仇敌，因而渴望摆脱以欧洲为中心的外交政策，与中国建立战略关系，招纳中国留学生，又成立了同文会，强调中日间同文同种的情感共鸣。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近卫敦促日本政府率先从中国撤军，向中国示好，同时向列强施压，让他们随之退兵。其间，日本军人表现了高度守纪与克制，而其他列强的军队则烧杀抢掠。
清末中国派出考察团到日本取经，并有大量留学生赴日，而日本也有顾问在中国工作，包括由川岛浪速协助建立警察系统，到民国时期，又由有贺长雄协助共和国建立新的法律框架。不过中国当时的改革却不见成效，傅高义将此归咎于民国的官僚制度和不稳定的政治局势，以及日方的投机政策和一战的影响。
中日关系变坏，始于《二十一条》暴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不过，也有像有贺长雄这样的法学家，不赞成这个条约，石桥湛三也劝日本政府放弃在满洲的特权。傅高义指出，进入昭和年代，在“九一八事变”中，即使昭和天皇曾下令日军不应进攻锦州，但军队还是发起了攻击，而新一代日本领导人大多害怕遭到右翼极端分子暗杀，日本政府失去了过去那种明确的政治方向。 傅高义认为，在日本，虽然天皇有权任命首相，但裕仁天皇只将自己视为国家的象征，应超越所有政治派系斗争，因此并未试图限制关东军在满洲的行为。
媒体报道取向影响官方判断
傅高义称，导致日本于1937年侵略中国，其实并非出自处心积虑的长期谋划，而是军队与政治领导层的决策失败。两国均政治失序，而一些事件，因媒体的不同报道取向，中日两国有不同的解读，比如“济南惨案”，日本报纸附上日本侨民残缺不全的尸体图片，并将责任完全推给中方；中国媒体则突出6,000中国士兵伤亡的惨烈。于是，双方国民均十分愤怒，互相敌视。
日本侵华战争令中国人产生仇日心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官方更增加了关于日军在二战中暴行的宣传，借以强化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中日两国1945至1978年几乎没有来往，到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后，日本才大力协助中国改革开放，但两国始终心结未解，摩擦不断。 在邓小平时代，不少日本人想对中国慷慨一点，不是因为害怕中国，而是对曾侵略中国、造成中国人民的苦难感到愧疚，认为应先回馈，再从中国市场赚钱。
邓小平1978年首次官式访日不久，约78%日本民众对中国有好感，但其后每况愈下。傅高义认为，中日关系中的诸多情绪来自对历史的看法，除非处理好由历史问题造成的情绪反复，否则，两国关系很难建立在一个坚实、稳定的基础上。与笔者接触到的有关中日关系的评论相比，傅高义是较为同情日本的处境的。他尤其批评中国领导人常会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唤起公众对日本侵略历史的关注。比如，他指出八十年代日本对于是否延长现有的援助中国计划犹豫不决时，中国对日本处理历史问题进行激烈的批评，直到日本同意继续援助才减弱批评的力度。不少中国商人因为别的过错，没有从日本人或日本公司获得利益时，也会拿日本过去的侵略说事。
两国之间长期“政冷经热”
傅高义指出，日本人已经否定了军国主义道路，在普通民众看来，日本已经对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却没有得到中国适当的肯定。日本人承认，中国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上都变得更加强大，他们希望被视为受尊重的平等国家。对于2005年中国利用历史问题阻挠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深感失望。
至于中国方面，2012年，低于10%的受访中国人对日本持正面印象，但随着两国民间的交流频密，中国游客感到日本干净、有秩序，日本人礼貌客气。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多达40%的受访中国人对日本有好感。只是日本人却不见得改变了对中国人的负面观感，他们无法忘懐2010年和2012年中国对日本施压、日本商店遭示威人群破坏、中国在领土争议上的坚持，以及中国的反日电影。
与冈本隆司一样，傅高义也以“政冷经热”来形容中日间的关系，他认为，中日领导人应该增加交流，提高互信，促进共鸣。他又指出，当下中国国力强大，在两国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这或许是他对中国提出较多意见的原因。不过，傅高义也提出，日本首相和其他高层官员应该作出决定，在任期内不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高中历史必修课的课纲上，应该提供关于中日战争更全面的论述，特别在教科书中应该使用“侵略”一词。日本可以制作更多电视节目，完整呈现日本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痛苦。每一个日本人都应该更多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的态度。
《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
作者：傅高义
译者：毛升
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出版日期：2019年11月
更多《香港01》周报书评：
上文刊登于第202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24日）《《中国和日本》中国通兼日本通眼中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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