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人生不只工作 是谁在鼓吹“做足365日”？
另一重恶性循环则来自消费与工作的共生关系。晚期资本主义最让人深恶痛绝之处是其既在生产（工作）领域带来剥削，又会透过再生产领域（消费的陷阱）促成竞争性消费和“工作与消费的循环”。
经济社会学角度给出的解读是：消费层面的攀比迫使人们超负荷工作，而“攀比”本身又是一种人际交流方式。除非离群索居，否则就会陷入这种被动局面：愈疲于工作，愈需要进行消费补偿；而消费增多，就要更拼命加班还账单，甚至自发选择过劳。
撰文：贾选凝
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一书中对“消费型资本主义”的描述，让笔者想到自己读过一位香港投行从业者的自述。她在拿到offer正式入职前被公司送往纽约培训，每天下班直接冲进高档百货公司Bergdorf Goodman血拼。梦想中的那些昂贵衣服鞋子，以工资折算，只要工作两小时或是半天就能轻易获得。直到很久以后，她才意识到，投行花重金送新人去培训，其实是想在他们眼前呈现物质盛宴的海市蜃楼，好让他们从此不知疲倦地工作下去。消费大行其道，工作才有永续动力。
技术更从旁助长了消费主义的不朽。与互联网经济相结合的电商令网络消费变得前所未有之便利，这既大大刺激人们的购物需求，也导致物流行业劳动负荷超载—森冈书里所描述的“以速度取胜的单车信使”，就是今天中国采用众包（crowdsourcing）模式提供“同城专人直送”服务的“闪送”，而快递员、外卖配送员这些工种，在重度依赖互联网经济的内地，与IT技术人员、医生、教师一样都是过劳重灾区。争分夺秒抢单的工作模式看似多劳多得，实则是劳动力被资本榨干了全部。
这也正是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透过多样化、分散化与个人化倾向所导致的过劳。雇佣形式的多元与工作时间的非标准化，并没有解放劳动力，反而让自发性过劳成为趋势。
自发性过劳背后自然有制度性动机的促因。距离森冈孝二书中描绘的日本又过去了十多年，如今，日本年轻人的关键词是低欲望社会、尼特族（NEET），反而在普遍受到狼性文化感召的中国内地年轻族群里，主动过劳愈演愈烈。“比你更拼的大有人在”是内地自媒体一度最喜欢输出的成功学—年入千万元人民币的淘宝主播李佳琦一年365天无休，每天凌晨四点结束工作，普通人还有什么理由不拼？
这种自发主动的过劳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中国人更勤恳耐劳”。《过度劳累的美国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一书中就以多个案例说明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不少公司评价员工的标准，就是看他能否长时间工作，很多人为了加薪和晋升不敢不加班，更不敢生小孩。整个大环境氛围导致“过劳”成为获取事业上升空间的必经之路。而即使欧美国家对过劳现象已经检讨了若干年，大量企业如今都能提供弹性工作制，也仅仅是缓解了工作的标准化—在这个工作早已碎片化和个人化的时代，全体员工的劳动时间并未减少。
森冈孝二在书里也指出，英美推行多年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运动”并不能解决“劳动者自发过劳”。美国的状况也没比中国的“996”好太多，近千万美国人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尽管每周工时设有上限，但超过三分之一的英国员工提交了“超时工作同意书”。英国贸易产业部的调查显示， 25%的英国员工认为尽管“工作与生活平衡”很理想，却又认为那会令自身职业生涯受损。所谓自发过劳，究其实质还是多重考虑与权衡之下的无奈选择。
通胀压力下要赚加班费
其实，为了工作废寝忘食的劳动者们对于过劳的危害心知肚明。但是，如果把身心疲惫乃至付出健康代价和减少工作量并获得较少报酬放在同一架天秤上，他们往往更难接受后者。
在内地，“90后”不敢体检，更不敢看体检报告，既是大家的戏谑自嘲，却也很符合现实。即使类似“90后程式员加班猝死”的耸动新闻会引发人们检视“996工作制”是否合理，但最终得出的普遍结论却依然与劳动回报挂钩：只要钱给得到位，996并不是问题。人们真正抵制的是价值与价格的不相等，更不满劳动换取等价薪资的资本主义逻辑被无良资本家默默篡改，但如果报酬真正得宜，不乏有人希望主动延长工时。
香港的状况也不遑多让。求职平台jobsDB的数据分析显示，为博取事业晋升，19%的香港上班族愿用“疯狂加班”换取“平步青云”。而根据职工盟去年进行的劳工状况调查显示，2018年约两成港人每周工作超过55小时；瑞银2018年的研究报告更指出，香港有6.57万名雇员每周工作长达72小时或以上。手停口停是深植人心的观念，在为标准工时立法规管雇员工时方面，香港的状况至今落后，其中不乏根深柢固的结构性成因。人们对过劳的不满远远不及楼价和通胀带来的压力。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过劳看似主动选择，却也是无从选择。
站在劳工立场的研究者大多有左翼的价值倾向。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中文版序言中就言及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限制和缩短劳动时间”的重要性，他更指出，日本的长时间劳动是阻碍中韩两国缩短劳动时间的一大原因，而中韩两国的长时间劳动又反过来推进日本工时进一步延长，全球化经济肌理中的相互依存难分难解。但为过劳踩煞车，是在劳动者有充分自觉之下推动资方和法律制度进行改变就能完美解决的吗？
蔡英文政府第一任期内，台湾《劳动基准法》修正案的争议或许可以提供另一种视角。俗称“一例一休”的修法被台媒评为“史上最烂修法”，虽然本意试图落实劳工周休二日及缩减工时的目标，却被舆论批评为“三输”：劳工没班可加、资方经营成本变高、劳工薪水不涨却要负担通胀成本。
总工时下降、加班费上升当然是修法的始初理想，但对很多底薪过低的劳工来说，如果被雇主要求以补休取代加班费，意味着还要再寻其他兼职。台湾劳工生活及就业状况调查显示，53%的劳工认同“有加班费或补休就加班”，36.9%的劳工愿意自发性为公司加班（45岁以上世代为主），而仅有10%的劳工对加班的态度是“迫不得已才配合”。由此可见，劳动者更在意的是加班能否获得相应福利，并非纯然希望少加班。
摆脱过劳势必导致低欲望
这大概也是对过劳讨论的最大悖论：和“少加一点班”相连的就是收入变少。森冈孝二与许多研究者一样提倡“慢节奏生活”，更列举了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种种转变（搬到乡下居住、慢食主义）。但摆脱过劳和消费之恶性循环的另一面，势必导向极简、低欲望、环保主义，那是与资本主义丰盛的物质逻辑背道而驰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追求，也确实对年轻族群很有吸引力。但当其成为愈来愈多年轻人的主流选择时，“N抛世代”也应运而生—这个2016年底在韩国诞生的名词，代表了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小孩，且相应不必承受高房价和子女教育经费重担的人生选择。
2018年，韩国成为世界首个出生率为零的国家。2019年，在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排名中，台湾敬陪末座。森冈孝二书中提到的东亚过劳三国，都正在面对生育率断崖下跌所带来的少子化风暴。据世贸组织去年底发表的报告预测，到2040年，韩国劳动人口将暴跌17%，日本和中国的劳动人口也将锐减14%；到2050年，每3.3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结构老化势不可挡，劳动力短缺则势必导致经济全面萎缩，“超高龄社会”是东亚各国未来要面对的最严峻危机。
相比而言，究竟哪种未来社会才更符合人们的预期—是一个没有消费需求（房价、育儿成本）去刺激劳动、大家都无欲无求的老龄化社会更糟？还是拼命劳动折损健康再花费更多钱在医疗服务上的过劳社会更糟？或许很难找到一个绝对答案。
不过，至少《过劳时代》一书结尾为劳动者、工会、企业和政策层面提供的诸多建议，放在今天的东亚各国仍然适用。在法律和制度层面采取措施防止超负荷工作、推进正式员工与兼职员工同工同酬、为便利店的营业时间设置社会标准等对策，都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过劳现状。
而从每一个劳动者的角度出发，避免严重过劳的首要前提是能将“过劳”视为一种问题。即使因为各种原因，我们暂时难以彻底改变工作模式和消费观念，但至少可以更明晰生活与工作的边界，在可求取平衡的范围内尝试兼顾两者，选择相对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并提醒自己：工作并不是人生唯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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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9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3日）《武汉肺炎肆虐下 慎防“过劳” 堕落病毒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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