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评析】离地都市 天桥围城
旺角一带的街道，除了用作汽车通道，亦构成大量公共空间。西洋菜南街原有的行人专用区以外，毗邻的通菜街（女人街）和花园街小贩市场，同样是大家熟悉的例子。至于旺角站奶路臣街的两个出口，除了是约会等人的热门地点，从早到晚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出现，犹如一个即兴的街头剧场。
在朗豪坊往西行不远，是较少人会刻意走过去，但同样热闹繁华的广东道露天街市，吸引力绝不比女人街逊色。旁边还有一小段奶路臣街，是个充满活力的廉价海鲜市场。这里的街道更为狭窄，再加上两行固定的排档，中间仅有的行人通道难免显得特别挤拥—然而，正是这种“逼”的感觉，构成了我们熟悉的旺角。设想旺角不再挤迫，街道畅通无阻，吸引力肯定大减。
从朗豪坊二楼的天桥走过去，是食环署管理的旺角熟食中心，至今仍是使用者稀少的“秘所”。到广东道露天街市，则必定经过同是食环署管理的旺角街市。不说不知，这座包浩斯风格、两层高的漂亮建筑物，至今已空置了整整十年。大闸紧紧的关闭着，予人幽深吓人的感觉。它与街上车水马龙的景象，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比。
去年12月，有台湾记者来香港访问，我便专程带她到旺角熟食中心和旺角街市，看看这些极具本土特色的景象（当然也顺便看看去年底结业、同样位于广东道的中国冰室）。我对记者说，香港除了有异常挤迫的市区，也有异常浪费的闲置空间。除了“有人冇地用”，也是“有地冇人用”，两者互为表里，同属香港地产霸权的重要组成部份。
再往西行不到一分钟，便是通往奥运站一带的天桥系统。设想你自己是架飞机，在亚皆老街开始加速，到了塘尾道正式起飞，然后一直穿梭于天桥和商场之间，连绵不断，方向难辨，就如腾云驾雾。而且你会发现，很难再通往地面的露天空间，就算找到的话，也就只有几棵树，一两张椅，作为聊胜于无的点缀。
上述旧区和这些新发展区的主要分别，在于前者乃属“混合土地用途”（mixed land use），街道具有极大的开放和共享特质，让各类市井民间的活动百花齐放，不拘一格，迸发出城市无穷活力及创意。相反，后者则强调僵化封闭的“功能分区”（zoning），商场完全成为谋利生财的单一工具；相反行人稀疏的地面空间，则往往只留作巴士站、垃圾站、泵房和电表房等，完全抹煞了街道原来的生活气息。
近阅香港城市大学学者的研究，指出这种同样深具香港特色的天桥和商场系统，起源可追溯至1948年Sir Patrick Abercrombie为香港撰写的著名规划报告，当中已指出香港旧区过于挤拥，必须重建达至人车分隔。1969年发表的《殖民地大纲规划》（Colonial Outline Plan），则正式提出“未来城市模式”，以凌驾地面之上的空中城市，作为香港标准的规划设计。不久之后出现沙田市中心、即现时新城市广场一带的规划，正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例子。不问可知，它亦和华资地产商迅速崛起，通过圈地累积巨额财富的趋势，息息相关。
不无讽刺和荒诞的是，上述论文来自内地、而非本地学者手笔，尽显他们对香港传统街区消逝、本土生活特色不再的婉惜。
1968年，Garrett Hardin提出了“共同体悲剧”，试图指出共享资源容易造成滥用；相反，只要将共享变成私有，将开放变成“圈定”（enclosed），才是解决资源管理问题的万应灵丹。Elinor Ostrom则大力反驳指，共享资源的民主开放管理，才是正本清源的解决良方，并因此夺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Ostrom根据“使用损耗”（subtractability）程度的“高－低”及“进场限制”（excludability）的“高－低”，将产权模式区分成四大类型：其中使用损耗和进场限制皆低者，正是典型的“公共财产”；使用损耗和进场限制皆高者，则是典型的“私有财产”。两者皆属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产权模式。
余下两类则可称为“类公共财产”（quasi public goods），在现实世界仍普遍存在。其中进场限制较高而使用损耗较低的，被称为“会所财产”（club good）或“过路费财产”（toll good）；最后一种是“共同资源”，通常指由政府部门管理公园、海滩、图书馆、水资源和卫生设施等，其特点是任何使用者均可进场，但有限资源却总有耗尽的可能。Ostrom毕生力图论证，除有赖政府介入进行分配外，亦存在共同体成员之间协商和妥协的各种可能。
Chris Webster从Garrett Hardin的“共同体悲剧”出发，探讨公共空间的产权演化模式。他指公共空间普遍只有极低的进场限制，因此通常会被视作公共财产；但事实上，它并非没有使用损耗，使用人数增加至某水平，便会出现“挤塞”（congestion），由此衍生出使用效率下降的问题；最终进场权利被“圈定”和凝固下来，公共空间也就变成会所财产，以至被私有化成为私人财产，达至演化过程的最终均衡状态。公共空间面对“共同体悲剧”的困境，最终必须借着私有产权的清晰界定，方能达至稀缺空间资源更好的维护和有效的运用。
毫无疑问，Webster的立论乃建基于主流经济学的偏见，盲目鼓吹对私有产权的迷信，对“共同体悲剧”的假设照单全收。但毋庸讳言，以“挤塞”来描述公共空间的管理问题，其实亦确有其可取之处。城市空间的“杂、乱”，乃是现实中相当普遍的现象；问题是Webster只片面看到其负面社会成本，却看不到它所带来的“旺、盛”，其实是极为重要的正面社会效益。私有化作为将社会成本内化的过程，往往将城市空间的多元开放性同时消灭，也就是要把“婴儿和污水一并倒掉”！
事实上，Webster只道出了事实的一半，却忽略了事实的另一半。“圈定”意味进场限制的不断提高，但秩序改善的代价是混杂流动性的削弱，社会成本和效益同步收缩，到达一定程度便会变成私有产权；相反，若进场限制得到适度的放宽，逐步钟摆至共同产权的另一端，则城市共同体又会重新变得多元开放，而代价却很可能是又再出现新的“挤塞”。
由此可见，共同资源管理乃是一种“圈定VS开放”，又或是“秩序vs挤塞”的辩证关系。就正如Ostrom强调共同资源管理要因地制宜，没有一成不变的定律；城市共同体同样是个动态适应的过程，必须与时并进地不断自我调整。若只片面地从“坚离地”的角度，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妄下判断，则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香港01》周报特约撰稿人邹崇铭其他文章：
上文刊登于第19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3日）《离地都市 天桥围城》。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