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权益】如何才能真保育？ 投影技术或成动物救星
美国动物福利学会（Animal Welfare Institute）及世界动物保护协会（World Animal Protection）均指出，接触圈养动物不会提升人们的保育意识；相反，游人只会对这些在栖息地被强行捕捉及圈养的动物更加麻木—一言蔽之，动物园的操作只会让人认为，动物是满足人类猎奇欲望的商品，而非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部份。
美国主题乐园海洋世界（SeaWorld）创办人George Millay曾说：“SeaWorld成立之初就严格定位于娱乐，我们从未试图戴上有重要教育作用这个假面。”海洋公园于七十年代乘国际圈养业潮流而建，并以科研保育作包装，却未能掩饰损害动物权益这个弊处。香港海豚保育学会发言人麦希汶形容，海洋公园困养动物及逼海豚表演，让公众以为人类有权支配野生动物，是“很错”的教育；而海豚受指令与人类互动、“被锡”、“被摸”，都不是牠们的自然行为，亦没有权利选择自己能够忍耐的互动程度。麦希汶强调，人类不应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其实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不应是这样的。”
既然圈养动物有损动物福利，有什么方法可在不伤害动物的前提下向公众传达正确的保育讯息？
香港海豚保育学会（下称保育学会）去年联同香港科学馆举办“FreeD鲸豚互动展”，以投影技术展示了五种鲸豚动物，当中包括体型庞大的虎鲸及濒临绝种的白𬶨豚。麦希汶解释，展览展示了动物的骨架、演化过程，以及野外环境的真实情况，例如白海豚所在的河口海水较混浊，且面对高速船只的威胁。投影技术能够展示动物的生活环境，让大众了解牠们面临什么生存威胁。
相反，动物表演经过园方精心设计、不自然而且只具娱乐意味。保育学会在上述展览向游人进行问卷调查，当中有七成人士认为鲸豚影像的像真度高（4-5分；满分为5分）；另外，有九成人士同意展览能取代水族馆的教育及保育功能。麦希汶认为，投影技术展览是取代水族馆的可行方式，不但能保障动物权益，亦能向公众传递正确的保育讯息。
以投影技术展示动物的方式并不罕见，有四十年历史、国际知名的德国马戏团Circus Roncalli去年起亦以投影技术全面取代活体动物表演，免除动物于训练期间被虐打及禁锢之苦。
投影技术能够突破水族馆或动物园的限制，以真实比例展示体型极大、甚至已绝种的动物；虚拟实景亦能够让游人恍如置身于深海之中。除此之外，生态游、行山、潜水等方式能够让游人亲身体验大自然，同样可取代水族馆的保育教育。由此可见，提高公众保育意识再不是水族馆圈养动物的借口。
圈养业不再流行设海岸庇护区让海豚“退役”
随着愈来愈多科学研究证明海豚不适合被圈养，世界各地已相继立法限制水族馆展出及训练海豚。时至今日，全球已有18个国家及地区达到“零圈养”目标，当中欧洲国家占一半，其他国家如芬兰及邻近地区台湾亦已陆续立法推动淘汰鲸豚圈养业。在全球动保思潮下，海洋公园即使成功翻身，都难免需要与国际接轨，提升动物福利。动保团体“豚聚一家”及保育学会就促请海洋公园为停止圈养动物订立时间表，并研究设置海岸庇护区（seaside sanctuaries）来安置海豚。
海岸庇护区是指海洋动物从主题公园“退役”后，最接近野生栖息地的居所。国际鲸豚保育组织Dolphinaria-Free Europe指出，虽然动物自主权是重获自由后的首要条件，但由于牠们长时间在困养环境生活，大部份已失去野外求生能力，又或因长期受压而罹患各种疾病，故园方必须承诺在释放海豚后配合兽医追踪牠们的健康状况，照料牠们至终老。
麦希汶表示，若海洋公园淘汰圈养业，首先要停止展出鲸豚及停止人工繁殖，并与鲸豚专家合作，尽快为海豚寻觅合适的海岸庇护区。她强调，区域的气候、水流及水质适合鲸豚生活，能让牠们能够安享晚年，“（海岸庇护区）一定好过困在水池……海洋公园现在寻求很多资金，但如果真的想提升动物福利，就应该尽快研究海岸庇护区，而不是等到海豚死亡才能脱苦。”
鲸豚被释放后是否真的能够适应野外生活？国际不乏野放海豚的成功例子，韩国济洲就曾于2013及2015年野放五条瓶鼻海豚。该批海豚在济州海域被非法捕捉，继而放进济州水族馆，其后遭到动保团体反对，并将事件推上法庭。法庭最后判决水族馆需要野放海豚，而其中一条海豚Sampal甚至在野外拥有自己的下一代。随着圈养业逐渐被淘汰，Dolphinaria-Free Europe联同专家于冰岛设置了全球首个白鲸庇护区，更于上年收容了两条来自中国内地水族馆的白鲸。
园方保育工作成效存疑
海洋公园一直自称为积极投身保育的机构，多年来透过建立动物学教育团队，例如海洋公园学院及“STEAM学习计划”进行生态教学活动。关注组织担心，这些活动以园内动物为教学题材，当学童或参加者探访圈养动物时，或会吸收错误讯息，以为人类囚禁野生动物是合理做法。“豚聚一家”召集人黄豪贤指出，这些教学活动没有向参与者解释园内海豚从何而来，参与者亦不会得知海豚被困养、精神健康恶劣的情况。再者，虽然园方尝试进行鲸豚的行为及能力研究，例如是回声定位及认知能力等，但研究对象大多为被普及困养的海豚，由于困养动物长时间生活在困养环境，以致牠们的行为及习性与野生同类有很大落差，故此这些研究结果对于野生海豚的帮助成疑。
另外，海洋公园声称在本港水域及珠江三角洲担当海洋哺乳类动物保育的领导角色，进行野外救援及研究工作，包括保护濒危的中华白海豚和其他鲸豚，以及其他具保育价值的海洋物种。现时中华白海豚面临多重生存威胁，包括海水污染、船只撞击等，大量海上工程更迫使牠们离开原有栖息地；受以上人为因素影响，中华白海豚平均每日出没在香港水域的数量在2003至2017年间下跌了75%。机场三跑工程位于大屿山北部，更是白海豚经常出没的重要栖息地。然而本港及珠江海上大型工程陆续有来，若然园方真的了解本地海洋动物所面 临的威胁，理应挺身关注大型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促使政府在社会发展与保育之间取得平衡，同时教育公众关于本地海洋生物所面对的生存威胁。
除此以外，海洋公园保育基金主要资助动物研究；在研究结果未能有效应用于野生动物的前提下，黄豪贤建议园方将基金投放于回复大自然环境，例如修复中国四川被人为破坏的竹林、设置野外熊猫保护区、于本港设海岸保护区等缓解措施，让中华白海豚或其他鲸豚不会因大型海上工程而失去栖息地，以及研究将园内动物回归大自然。另外，海洋公园每100万元的门票收益，只有约7,500元会捐到保育基金，相等于少于1%的门票总收入；若然海洋公园成功藉拨款翻身，应考虑加大拨款到基金的收益，真正履行保育机构的责任。
概括而言，虽然海洋公园近年致力推动生态游及生态教育工作，但这并不能合理化有损动物权益的困养动物做法；而透过困养动物所进行的学术研究结果亦未能有助保育习性不同的野生动物，园方若要传达正确的保育讯息，理应认真检视全球保育趋势，与时并进地调整策略，例如参照动保团体的建议，尽早为释放海豚及其他园内动物订立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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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19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3日）《如何才能真保育？ 投影技术或成动物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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