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逆战救兵．影评】 浩瀚战场上的渺小个体 营救千个性命
电影颁奖季战事如火如荼，有一早被看好的种子选手胜出，也有低调很久、赛季前发力的影片。森曼达斯（Sam Mendes）新作《1917：逆战救兵》（1917）此前入围不少奥斯卡前哨战，多数斩获最佳摄影，想不到在金球奖一鸣惊人，拿下最佳导演及剧情组最佳电影，战胜强劲对手《爱尔兰人》与《上流寄生族》。
连拍两部007电影，森曼达斯在文艺片之外闯出天地，成功树立个人商业口碑。《1917：逆战救兵》的拍摄创意更是来自007电影的长镜头。在电影《鬼影帝国》的开场，森曼达斯拍摄了一段长镜头，并为此兴奋不已，他曾经设想过拍一部“一镜到底”的影片，这次拍摄经历催生了电影《1917：逆战救兵》。
《1917：逆战救兵》的故事情节来自曼达斯祖父流传下来的故事。祖父曾经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常常在不同战区间传信，曼达斯结合祖父的见闻最终写成了这个故事：两名小兵冒死孤军传信，想要拯救即将踏入德军陷阱的英国部队。
一镜到底
曼达斯决定用“一镜到底”的效果，让镜头紧跟两名小兵，从开篇一直紧跟着小兵经历整个送信过程，让观众也能同步感受到那份战场上的紧张刺激。主角小兵由佐治麦基及甸查理斯查普曼担纲，班尼狄甘巴贝治及哥连费夫客串，摄影找来经验丰富的老将罗杰狄金斯主持。全班人马彩排半年，终于拍成了这部视听冲击极强的战争电影。
虽说“一镜到底”，看似只用一个镜头。曼达斯并非要强行做到技术达标，他想要展示视觉效果。从电影呈现效果判断，《1917：逆战救兵》应该与《飞鸟侠》类似，通过一些技术衔接，将数个长镜头接合在一起，做出了流畅的“一镜到底”效果。
曼达斯希望吸引观众投入故事，而不是聚焦在一镜到底的手法上，不曾想这样的拍摄方式仍然很出挑，观众一旦开始观影，即可明确感受到，以至很快出现讨论：一镜到底真的适合这一部戏吗？
通篇看来，电影的确有炫技的成份。不过，整个故事最吸引人的氛围是两位小兵孤军作战，前方的行程没有任何情报，也没有任何协助，充满危险与未知，曼达斯的判断并未出错，“一镜到底”是很重要的手段，如此一来，整部戏充满了紧张的压迫感，也有战争电影少见的悬疑元素。
如今，我们提到经典战争电影，通常不再指上世纪初自十月革命之后由前苏联电影人拍摄的一系列革命战争片，而是由1978年《猎鹿者》（The Deer Hunter）、1979年《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起，一路经过《杀戮战场》（Platoon）、《烈血焚城》（Full Metal Jacket），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雷霆救兵》（Saving Private Ryan）、《狂林战曲》（The Thin Red Line）等一批不断重新解读战争的新经典。
进入新世纪之后，战争片也不断变换角度，出现了《黑鹰15小时》（Black Hawk Down）、《拆弹雄心》（The Hurt Locker）、《钢锯岭》（Hacksaw Ridge）、《邓寇克大行动》（Dunkirk）等在奖项、票房及口碑都大获丰收的作品，结合更身临其境的拍摄技法，为观众重新定义了战争电影。
《现代启示录》是一部有关键影响的电影。此作投资成本高昂，在反越战浪潮中走近电影的哥普拉选择从颓废、消极、黑暗的角度描写战争，也使反战思维从民权运动通过文化娱乐，走入了更多民众的心灵世界。它放弃了战役/战场的视角，也放弃了输赢利害的宏观切入，而让主角（美陆军特种部队军官）去刺杀已叛变的美军上校，一路上以私人个体的见闻重新解构了过往战争电影以国家/政权对垒，正义与邪恶抗争，入侵与反抗相对的思考方式。
否定战争
由此开始，战争中的人不再是“螺丝钉”，不再是没有面目的受害者或普通人，他们具备强烈的自我意识。这是一种美国崇尚的个人主义与当代精神对战争的否定。在此之前，战争电影也会怜悯被卷入的无辜民众，其源发通常是大而化之的人道主义或大爱对弱者的同情。
若没有美国六七十年代的反战大潮，《现代启示录》及其后的继承者不可能出现，舆论不会夺回对战争的话语权，战争恐怕还会继续沦为国家政权的单一定义。
随后的《杀戮战场》和《烈血焚城》都进入了相似的语境，他们在质疑鲜活的个体进入军队之后被集体主义侵蚀和控制。《杀戮战场》的步兵排中，个人难以保留对善恶的理解，在集体出击作战时，往往必须抛弃个人的认知，进入可怕的灰色地带。置身事外时明明再清楚不过的是非，在集体中也要花费极大的能量才可以挣脱。《烈血焚城》则写出了战争的非常态，个体在其中成长必然扭曲，必然耗损。
强调个体
《1917：逆战救兵》从微小切口，借微小人物进入一场宏大战争。两位小兵的军衔是Lance Corporal，属员佐级士官里最低的军阶。上将委派两人，皆因主角之一布雷克的哥哥正属他们要试图营救的部队。因此，布雷克在一开始即显露出极坚决的态度，除了挽救1,600条人命，对他而言最大的动力来自于拯救自己的家人。另一小兵史高飞则不太积极。
过去类似史高飞这样的角色，电影导演为了顾及主流市场，往往要将他进行驯化，他或者太自我，或者太犬儒。美国电影尤其喜欢用人道主义精神去感化这样的个体，倒不是为了让这些角色变得崇尚战争，而是需要有的角色能够被更高的情怀感召，在残酷的战场上产生超越小我的觉悟。《钢锯岭》的主角线就是如此创作的，里面甚至加入了浓烈的宗教色彩和隐约的白人主义。
《雷霆救兵》也有类似的感召。当一整个小队为了拯救一等兵赖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导演史提芬．史匹堡用了两个半小时来为整个行动（部份结合事实部份虚构）赋予了人道思考。一个小队和一名一等兵，他们的价值可以比较吗？对战争双方来讲，从战术角度当然能够比较。不过九十年代起，美国知识界逐步掀起追求公平正义思潮。
《雷霆救兵》表达出对个体意义的珍重，认为无论个人多么渺小，都不应该漠视与剥夺。整个队伍的营救过程，即是史匹堡的论证过程，故事向其中的部份角色发出感召，电影也对观众发出感召，寄望普及这种思维。
即便意识上进步，部份战争电影不由得散发出说教意味，也是后来东方人略带戏谑地称之为“美国主旋律”的内核，本身也与美国这个基督教力量强大的背景不可分割。另一种珍视个体的战争电影，选择放下居高临下的价值判断，不去为角色预设对与错，而是深入表现个人行为与外因及内因之间的关系。
《拆弹雄心》讲述当代的战区故事，主力表现战争生活的日常化。它与过去那种“非常时期”意味的电影完全不同。人必须在战争中继续生活，无论是士兵还是平民。电影即展示了拆弹小组如何对抗战争日常中的负面影响，它不去预设到底如何才是正确的态度，而是把各个不同的形象与情节结合在一起，在这里有人勇敢，有人胆怯，有人失望，有人愤怒。电影为观众提供的这一窗口，显示了个体在战争中毫无决策权，输与赢的意义已与半世纪前不可同日而语。而这种只展示却不批判的过程，显然比过去更加慈悲与宽厚。如果说九十年代的战争电影还有对怯懦者和恶人的宽恕，千禧年之后的电影则选择“不审判”—只呈现怯懦者何以怯懦，暴戾者何以暴戾。
史高飞在《1917：逆战救兵》中说，勋章对一个人没有任何意义，它们并不能改变一个人。他也不想在圣诞节回家探亲，因为探亲结束之后，他还是必须回到战地，他无法承受这样的情绪。这样的观点比许多过去的战争电影更加尖锐。电影不但没有批判史高飞，也更不想刻意让他接受崇高理念，变成所谓英雄，变成一个基督教文化中样板的阳刚符号。
在故事里，史高飞坚持完成任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他普通人对待他的态度，他感受到战友及难民的关心，从一个已经因战争变得麻木的人，再度拥有了对平凡生活的期待，对家人的怀念。不过，电影也没法完全撇开宗教因素，史高飞在地下室与难民婴儿的相处，大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神采。
抓住情绪
不得不承认，曼达斯把握观众心理及观影情绪极有一套。从世纪末的《美丽有罪》起，他便懂得结合剧情、人物设定、影像冲等多重元素去抓住观众的心。《美丽有罪》几乎像是偷窥一样地描写了堕落的中产之家，类似疯狂的严肃八卦。他用近乎冷酷的手法在《浮生路》撕开了家庭的浪漫假面；在007系列电影中加入恋母的隐喻，把占士邦变成了复仇之神，这些都抓住了观众的心，让他们在观看一部商业电影时无不心有戚戚。
这样的手法在《1917：逆战救兵》里显得残酷。主角遭遇的一切，以及这些遭遇进入观众眼帘的方式充满算计。若是普通的商业电影，导演玩弄角色的命运似乎无可厚非，但在一部有史实基础的战争电影中这样安排，还是显得有些功利。这与是否使用“一镜到底”关系不大，当观众看到戏剧冲突是用炫技设置出来后，多少有些意兴阑珊。虽则，这些都无碍曼达斯创造一个逼真的战场，那些丰富的摄影技术足以让本片成为今年颁奖季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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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197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月13日）《《1917：逆战救兵》浩瀚战场上的渺小个体》，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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