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一】从崛起的新一代看中产阶级状态的变化
“中产”曾经是香港“狮子山精神”的象征，比喻透过个人努力，改变阶级命运，享受无忧生活。相对于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中产阶级的增长率及收入均大幅放缓，但仍有不少人正苦苦排队向上爬；然而，爬上了的“第一代中产”，一直在累积他们的不安和焦虑，至于“中产下一代”或“新一代中产”，则纷纷打算放弃这套行之有效的阶级游戏。
24岁的张小姐，大学刚毕业一年，月入逾3万元。一个多月前，她和朋友在大围火车站附近，合租了一个约三百呎的两房单位，过上了很多人遥不可及的独立自主生活。
生活尚且自主 晋身中产非易事
为什么要搬出来住？张小姐说，大学四年都住宿舍，习惯了不受管控的自我生活；再加上，平时拍拖夜了回家，家人偶有微言，令她心生厌烦；“还有饮食，有种无形的压力，她煮了东西但你不想吃，又或者她预计你七点吃，但你想六点吃或者八点吃。就会觉得，啊，不想这样被限制着。”现在，张小姐每天会在落地窗前迎接日出，然后精心准备颇为讲究的营养午餐饭盒—谷物饭、鸡胸、各式各样的蔬菜，再拍得美美的上载到社交媒体。
这种悠然自在的中产生活，在一年前她刚毕业时，仍然望尘莫及。
张小姐出身于“算是贫穷”的公屋家庭。父亲从事装修，月入一万元有余，用一半薪金养活一家四口；母亲要去几个街市“格价”、会买二手用品，还曾兼职家务助理帮补家计。在学业上，张小姐主要靠姐姐的辅导和自己的努力，没有上过什么补习班或兴趣班；她曾想过大学修读感兴趣的地理科，但遭梦想读商科的母亲大力反对，担心将来要“乞食”，她自己也不太执着，联招时就选了科大、中大和城大的工商管理学学士课程，并如愿入读。
大学四年间，张小姐都没有生活费，要帮人补习或在大学兼职，以自负盈亏，甚至补贴家用。毕业后，张小姐如愿成为某大银行的见习生（graduate trainee，即毕业生的全职实习工作），晋升前景较理想，起薪已有1.9万元，比同期毕业生多逾10%。那时的她，虽然也想搬出来独立生活，但也自知那近两万元的月薪根本敌不过暴涨的租金；幸运的是，两个月后，她收到特区政府的聘用通知，便毫不犹豫地跳槽成为二级行政主任，月薪瞬间多了一万多元。据公务员事务局截至9月底的统计，编制内有1,075位和张小姐同级的二级行政主任。
从“屋邨妹”变成“公务员”，张小姐自觉晋身“中产阶层”，因为手头上不缺钱、物质上也不欠缺、有能力独立生活、收入水平在同辈中居中上—按政府统计处的数据，2018年20至29岁的女性月入中位数是1.5万元；如果按学历统计，拥有专上教育学位的女性月入中位数是2.8万元。除了薪高粮准，成为“中产”最值得高兴的，是张小姐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不再“一放工就回家吃饭，吃完饭只想摊在那儿，什么都不想做。”
时间和金钱都充裕了，自然也改变了张小姐的消费习惯。读大学时，张小姐每月只能用1,000多元，基本上只能应付三餐，换季时则会去旺中及葵广等廉价商场，但现在，她开始出入潮流名店，去旅行时也不会太过紧张预算，甚至多了闲钱去健身中心、报兴趣班、做做义工、买美容产品，因为“人工开始多了，生活要求也不同了。”
月租七千、家用六千、储蓄一万，还有数千元零用——这不是很夸张的中上流生活，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够轻易拥有，特别是在张小姐这个年纪——24岁，大学刚毕业一年，高薪厚职，前景明朗。而像她那样，透过教育向上流动成为中产阶级，不知是多少香港人的梦想。
“第一代中产阶级”形成
根据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所谓“中产”，一般基于经济资源、教育水平或职业状况、生活态度和品味等来衡量。以前者为例，本地智库智经研究中心曾于2013年公布“中产定义”民调，结果显示，近五成市民认为“中产”的个人收入应介乎3万至6万元；若按2011年及2016年的人口统计，在上述收入范围内的人士只占总工作人口的12.6%和16.6%。阶级研究本是社会科学的研究重点之一，然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香港就愈来愈不重视，甚至有“阶级已死”之说。尽管如此，“阶级”观念从没离开过我们的生活，小至饮食消费习惯，大到住屋类型地段，都隐含着将人分成不同等级的视野，并以经济能力主导分级。
一如其他地方，香港的中产阶级也是经济转型及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而由于特殊的历史机遇，香港中产出现得特别急速。基于内地的政治动荡和政策变化，原本属转口服务型经济的香港，在四十年代后期转为出口导向的制造业经济，至八十年代后期再由制造业变为转口及服务为主的经济，缔造了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令不少人晋身中产阶层。
本港社会学家吕大乐统计，在1961年至2011年间，制造业对整体劳动人口的占比由43%下跌至4.8%，金融、保险、地产等商业服务则就由1.6%上升至17.5%；同期职业结构的变化上，行政和管理人员的劳动人口占比由3.1%升至10.1%，专业和半专业人士也由5.1%升至26.1%。
“第一代中产阶级”自八十年代形成—吕大乐撰写的《香港中产阶级研究1992》显示，当年的中产阶级流入率是0.83，意指绝大部份中产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都非中产家庭出身，而当中有不少人受惠于港英政府加大社会福利开支，从而凭借个人努力、透过教育改变阶级命运。吕大乐把中产成功之道，形容为“香港经验”的“意识形态的建构的人格化”（personification of ideologicalconstruct），而“香港经验”也代表了“香港梦”，亦即“中产梦”。
屡遭打击 职业发展不乐观
不过，成为了中产，却非从此高枕无忧。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一直未能推出有效政策促使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导致地产及金融行业坐大；然而，每逢金融风暴及海啸等冲击，有关行业的中产也首当其冲地成为了牺牲品，例如1997年第二季有9,300名中层雇员失业，到2003年，该数字已升至4.2万人；而另一部份透过“置业”而“致富”的中产，更在楼市急跌近四成的情况下，眨眼就变成“负资产”。这种中产生活经验，犹如坐上疯狂过山车。
可能经此一役，中产阶级不再乐观。据吕大乐撰写的另一份研究报告《香港社会流动和生命机会研究2006》，中产阶级内部的分裂相当明显，有32.9%的中上阶级倾向积极追求更多的收获，但有59.1%的中下阶级觉得需要保持他们已经拥有的收获。吕大乐曾分析，中上和中下阶级之别反映中产面对的压力，而他们的焦虑和不安正在不断增长。另外，研究也指出，中产阶级对下一代的职业发展感到悲观，当中包括中上（37.2%）和中下（41.7%）阶级，显示中产比工人阶级（22.8%）更忧虑。
忧虑归忧虑，中产阶级并没有消失，也仍然承载着很多人的“上流梦”，只是它的增长率下滑了不少，在2011年至2016年间只增加了1.4%，而同期中产的收入增长也放缓，比上一个五年的平均值低了13.1%，不同行业的分别尤为明显。据吕大乐整理，从1991年到2011年，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的经理及行政级人员、专业人员、辅助专业人员人数增加了逾两倍（127,438人升至391,734人），但制造业却下降了大约五成；而在2011年，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占所有中产职业的三成，是所有行业占比最高、增速最快的。
继续阅读：【中产阶级．二】惴惴不安 挥之不去的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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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9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2日）《不安的新晋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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