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的时代 谁应为艺人生命负责？
35岁台湾艺人高以翔在上周三（11月27日）参与录制浙江卫视电视节目《追我吧》中意外猝逝，引发舆论争议。不少人质疑，身高逾1.9米，平常生活中喜好健身与运动的高以翔，在节目中心源性猝死，与节目不合理的高强度体能要求有关。的确，高以翔出事的节目设定充满争议，然而抽丝剥茧，则会发现在节目组设计不合理的背后，隐藏的是社会急救意识不足及追崇娱乐至上的影视生态。除了谴责节目组和呼吁艺人珍惜生命外，这些社会问题同样应该受到关注，需要政府加强保障。
《追我吧》节目内容模仿美国的《American Ninja Warrior》，充斥着高空滑翔、徒手攀墙等高强度、高难度项目，并经常拍摄长达十几小时，直到凌晨。这不仅让普通艺人吃不消，比如陈伟霆、黄景瑜先后出现抽筋的情况，就连拳王邹市明及退役体操选手李小鹏在参加节目期间都因体力不支，需要工作人员协助。
社会急救的不足
高以翔晕倒现场的目击者称，事故发生后救护人员并未于15分钟内到达，也并未使用自动除颤器（AED）为高以翔施以最有效的初期急救措施，以至于错失了挽回高以翔生命的黄金时间。作为一个以突破体能极限为卖点，且包括高空速降、攀爬70层大楼等高危项目的节目，这样的急救安排显然不合格。
可悲的是缺乏安全急救意识与设备的不仅仅是《追我吧》节目组，而是内地社会普遍现象。以心源性猝死为例，虽然难以预测，但若及时使用AED在4分钟内消除室颤，就可以争取50%的生存率。AED操作简单，本就是设计给普通人施行急救所用，又被称为傻瓜急救机。如此简单易用又高效的急救器材，在日本目前是每十万人口就有394台，在美国，这个比例为317台。而在内地，即便是在首都北京，公共场所配备的数量也只在二三百台左右，全国范围来说，每十万人口中只有2台AED，器材严重不足。
不仅设施缺乏，使用的便捷和知识的普及更远远落后。从2004年开始，日本各地更不断普及AED的使用知识，初高中的培训项目中设置相关课程，甚至成为了驾驶学校必修课程。而在内地，不仅普通民众甚少听到关于AED的使用知识，就连取用也相当困难。在北京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AED全都是内嵌在墙面，周围也没有提示标识，就连常年在机场内工作的人员都没有注意过这些设施的存在。上海的部份AED更设置在机关单位、企业、学校、医疗机构的内部，并非24小时对外开放。
这场悲剧血淋淋的敲响了整个社会对于缺乏急救安全意识的警钟。然而，酿成这场悲剧的导火线始终是《追我吧》这个综艺节目，而它也反映出内地整体娱乐圈的生态和演员的无奈，折射出如今这个时代娱乐至死的悲哀。
娱乐至死的社会
《娱乐至死》是美国著名媒介理论家和文化批评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针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媒体文化现象所写著作。该书阐述了这样一个时代：电子媒介的发达带来的是跳跃、刺激性强、调动感官享乐、轻松新鲜的表达。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公众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地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放纵着对娱乐的欲望，同时也被娱乐文化绑架和毁灭。
如今的中国社会何尝没有迷失在这样的娱乐至上文化中？惊险、刺激的竞技类节目如《追我吧》、《奔跑吧》，文艺赏析性的竞技节目如《中国诗词大会》、职场竞技的《中国主持人大赛》、搞笑新鲜的真人骚如《向往的生活》、《中国新相亲》等指向波兹曼所说的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公众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地以娱乐的方式出现。随着网络平台的进一步发展，网剧、直播互动、短视频平台等的涌现，进一步将娱乐产业推向鼎盛，使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让当下的“娱乐至死”有过之而无不及。
全民娱乐、娱乐至上已是不争的事实。再加上商业文化的兴盛，让流量、收视率成为娱乐文化发展的主要导向，加剧了娱乐至死的悲剧。为了赢得观众，娱乐的提供者一味追求更刺激、更新鲜。许多观众指出，《追我吧》相对原版的《American Ninja Warrior》，项目更危险、难度更大，这背后的原因正是在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当观众已经习惯了过去的感官刺激，节目组必须想方设法提供更惊险的挑战，赢取收视率。至少，在高以翔悲剧发生以前，《追我吧》的收视率在全国卫视中排名前十，证明了它有一定的市场。而市场的竞争性，又导致了娱乐节目为了收视和流量踏上迷途。
这样的事件在中国并不是孤例。2017年，极限运动玩家吴永宁在湖南长沙华远国际中心录制视频中坠楼身亡，吴的母亲向法院控告网络直播营运商花椒直播，北京互联网法院今年5月21日一审宣判，认定花椒直播未尽保障安全的义务，需承担网络侵权的责任，判处3万元人民币罚款。花椒平台受到惩罚，将吴永宁推向高楼的娱乐至死文化却依然没有得到广泛的反思。为了吸引流量和观众，吴永宁由武打演员转向进行大量无保护措施的极限运动，比如无保护措施下，徒手在高楼外墙做引体向上等，最终一次失手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而他的观众们也只是很快地转向下一个极限运动直播者。但谁又能说娱乐至上这头猛兽不会吞噬另一条生命呢？
“娱乐至上”文化的背后，是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视规则的庸俗文化。它不但在摧残娱乐圈内的演员，也在潜移默化的腐蚀观众群体。比如现在不少人沉迷的快手直播平台，不少个人帐户为了吸引观众，不惜做出非常危险的行为。河北省一位农民最近在网上表演喝酒暴红，粉丝不仅遍布内地，还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追捧者，其视频在Twitter经常会有近百万的点击率，他在视频中能在短时间内把各种酒精和饮料混合在一起喝下去。而他因此每月可以赚人民币1万元。类似的表演比如喝白酒比赛，吃辣比赛等数不胜数，吸引着大量的观众。然而这类娱乐形式给表演者带来不小的危险，也在不断给观众培养对刺激的畸形欲望；而这类娱乐形式的盛行，反映出在中国乃至世界有相当大的群体的对人身安全乃至生命的藐视，这种现象不可小觑。
政府应该做什么？
高以翔悲剧发生翌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呼吁发表《科学安排珍爱声明，拒绝过度疲劳工作》一文，呼吁“演员同仁，一定要加强防范意识，学会自我保护，珍爱生命，拒绝过度劳累工作。”显然，官方的表态没有看到悲剧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也就没有提出政府应如何有效减少此类悲剧发生的切实建议。
政府当然应由上至下地改变娱乐至死这种扭曲的社会价值观。然而这是一个软性的耗时漫长的方向，但加强前文所述的全民急救知识以及更切实地设立足够完善的法例保障个体权益，却是目前责无旁贷的工作。政府是否会学习日本，将急救知识纳入中学课程？是否考虑像美国一样对公共场所设置急救器材的数量进行立法，以保障公众安全？这些都是高以翔悲剧背后，政府需要切实思考的施政方向。
同时，在娱乐至上的浪潮中，如何保障个体权益也是政府可以快速着手的切入点。比如高以翔事件中，艺人与节目组的“不平等条约”被曝光：“节目竞演存在激烈竞争的情形，可能会给乙方艺人将造成生理、心理负担。乙方艺人对此要有充分认知，完成自愿参加并完全愿意承担由此可能带来的一切后果”以及“乙方保证参加节目录制时的艺人身体情况良好，没有任何有碍或不利于参与节目的身体或精神上的损伤或疾病，也不存在其他可能影响节目录制的事宜”。这些条款明显将有关责任完全推到艺人身上。不仅如此，娱乐至死的社会中，为了吸引流量与收视率，各种创新、刺激、缺乏安全保障的环节曾出不穷，并不受规管。内地明星李晨在参加《奔跑吧》节目时被对手甩出，眉骨被缝了20多针。这样的现象当然不只发生在国内，悲剧累累的娱乐行业中，不管是影视拍摄、还是直播平台的合作等，双方的权责如何归属，活动安全范围的界定，以及节目组安全急救团队是否应设定统一具体的标准等，不仅是中国面对的问题，更是各地政府都需要完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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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19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2日）《娱乐至死的时代 谁应为艺人生命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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