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民意之外 区议员应承担的勇气与考验
任何政策都是以公权力作为后盾，当公权力面临如何分配资源的问题时，究竟是为了特定团体的利益，抑或为了大部份市民的利益，必然会引起民众的议论与争辩。而如何让这些讨论带动政策更加顺畅完善的运行，不会沦为“为挺而挺、为反而反”的政治口水？
承接上文：社区版图变天 对新任区议员应抱何期许？
我们无法祈求每个市民都对每个公共政策有全面的掌握及理解，要产生良好的公共政策辩论氛围，只能退而求其次依靠对相关议题有专业认知的民间团体或政治团体，让他们与负责的相关政府部门在对话平台上理性交流，民意代表自然也是政府咨询的对象之一，除了要能清楚议题的利弊症结外，也要确切传达所掌握到的民间声音，让政府作为施政参考依据。
但区议员的职能毕竟相对有限，对于全港性的政策立法，区议会并未握有决策权，相较于大政治的辩论，区议员的职能更多体现在社区治理与营造，因此，市民必然会更期待其政治性的一面展现在社区事务的关注上。
“有些议题在社区层次很有争议，譬如说医院、诊所要开在哪里，有一些大家不太喜欢的垃圾场要设在哪边，当区的居民是很有意见的，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他的生活。譬如说过去有一阵子政府要在一些地区设中途宿舍，就是吸毒、坐牢后出来的更生人，有些服务他们的中心要设在社区里面，当区市民可以说是‘群情汹涌’，大家就抗议说会影响治安，所以居民不是不关心区内事务，是要看这些事情对他利益有多大影响。”
李彭广强调，区议员的工作平常仅限于社区营造与服务，不需要有太高的政治敏感度，但当某些政策在社区落实可能面临利益冲突，替居民表达该区的主流意见只是基本，最重要的，区议员还必须做好政治人物应有的担当。
“什么是应有的担当？选民当然希望区议员代表他，但在具体的争议或事件中，你能不能有良好的判断，在这些争议跟方案中，你选择站在哪边？区议员在行使代表权的时候要有很好的判断力，究竟能不能平衡选区里的利益又符合整体的发展需要，这两件事其实有先天的矛盾。”
他举例，有些地区的设施必须要建设，但如果每个选区的居民都不想要时，那政策要如何落实？区议员经常会面对表面有矛盾的事情，在这矛盾中如何找出可行解决方法，才是真正考验政治人物之处。一个社区由不同族群、阶层所组成，彼此的诉求有些基本矛盾在所难免，但这些矛盾是否无法调和？如果不能调和的话，我们就不是在同一社区、同一城市里相互连结的市民。
“譬如说我们弄一个垃圾站，当区当然没有居民想要啊，区议员要怎么去跟政府协调说是不是有什么补偿的方法？有没有什么交换条件？我听说现在有些想法说垃圾场将来可以用来发电，那设设垃圾场的那区电费就可以减免，就只有那一区，或者在垃圾场上面盖一个游泳池，特别给这区用，这些都是化解矛盾的方法。”
区议员被视为“社区保母” 政府应如何改革
李彭广认为，区议员除了反映该区的民意外，同时也需要有良好的判断能力，能够跟政府与居民间协调、讨价还价，带动双方思考并想出解决的方法。从这个层次看来，区议员的工作似乎并非如外界所想像的这般鸡肋，仅仅是个处理繁琐杂务的“街坊保母”。但他亦指出，在现行制度的职能与选区划分下，的确会让区议员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备受外界质疑。
“我在十几年前就说过了，特区政府在2000年把两个市政局取消掉之后，区议会就要提升他的权力跟职能，其实当时政府也是答应的，可是到现在除了增加项目经费之外，权力方面似乎没有什么变动。”
李彭广认为，区议会要变成有一定行政实权的地方议会，如同以前的市政局，在某些政策中享有行政与决策权限，而不是现在空有形式的咨询架构，才能有效提升区议会的地位。但在让区议会享有实权之前，首先必须对区议会的选区划分及区议员名额做出改革。
“香港不需要那么多区议员啊，英国的下议院的议席也才500多人，香港那么小的地方为什么要有400多个区议员？我觉得把香港18个区议会划分成跟立法会一样的五大选区，每个选区由20至30个区议员成立一个地方议会，总共就100至150个区议员，这样就够了。因为你把选区划得太小、议席数量太多，区议员不会有宏观的视野嘛。”
他提到，依现行选区划分标准，每约18,000人口便选出一名区议员，其中还包括了没有投票权的未成年人，有些小选区只要一千多票便能当选，例如太古城只有十几、二十栋大厦就划分成两三个小选区，这样的制度下选出的区议员只会有很微观的视野，只着重在很细琐的利益分配上去讨好少数的选民。
“你可以看到香港的巴士站（距离）很短便有一个站，因为每名区议员也只顾着争取在他那区设巴士站，根本不管对整体规划有没有恰当的考量、有没有合理的布局。这对他争取连任当然很合理，这是工具理性嘛，总不能说巴士站不需要停在我的选区吧？那他要怎么提出他的政绩？所以这个制度提供了很大的诱因，把一个地区宏观的视野给窄化了，变成只关注在几个大厦。”
因建制“大败”而“大胜” 泛民考验才刚开始
对于“大败”的建制派，李彭广认为，“他们真的要好好想清楚，政府的每个提案究竟有没有道理？要‘是其是，非其非’。因为不论你是基于什么压力，最后做出决定的都是建制派自己，如果你要推给中央、推给中联办，那代表你根本没有自主权，这反而是更严重的问题，代表你本身也没有独立判断能力。如果建制派是经过独立判断，那自然要为自己的判断失误负上政治责任，但如果他是基于中央或中联办的压力而没办法抗拒，那正正暴露了他本身的困局。如果你自己不相信，你却都不得不支持的话，那你的处境当然就会很艰难。”
至于因为建制“大败”而“大胜”的泛民主派，李彭广则指，除了“五大诉求”的后续跟进行动，他们也应该做好区议员的本份，“现在掌握了17个区议会的过半数席次，有权自然也有责，当拥有全面主导权后能不能运用得到，就开始考验非建制派的执政能力。”
新一届的区议员选举已然落幕，姑且不论民众是基于情绪或是理性，投下了手中的一票，也不论是在地方工作已久的政治人物，抑或甫上任毫无经验的政治素人，当政治激情过后，都应深思被选民赋予重任后，应该如何履行其职务才是对社区、对香港未来真正有益。而政府同样需要对区议会的职能与制度上做出变革，才不致让区议员在推动社区治理时有志难伸，让区议会被再度遗忘，直至下次选举才又成为政治的表演舞台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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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9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26日）《社区版图变天 对新任区议员应抱何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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