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从道德角度审视不平等现象
当今世界，不平等现象十分普遍，香港如是，美国又何尝不是？要解决问题，必先从了解有关现象开始，托马斯．斯坎伦（Thomas M. Scanlon）的《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Why Does Inequality Matter？）当对大家有所启发。
撰文：方蘅
斯坎伦是美国著名哲学家，专攻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现已自哈佛大学荣休。这本书的主要框架来自斯坎伦1996年的林德利讲座，题目为《对不平等的反驳的多样性》。其后，他不断为这个主题添加内容，并且发表演讲，最终形成这本书。实际上，早在本书出版之前，斯坎伦的论述已产生巨大影响。约翰．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和《政治哲学史讲义》这两本书中，就基本沿用了欺坎伦的框架来讨论反对不平等的理由。斯坎伦更是关系平等主义（又称社会平等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促使有关学说在最近十几年来兴起。
《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有助于我们从道德和政治伦理的角度审视平等的观念，全书共十章，分别就地位平等与机会平等诸议题，以及平等与自由、民主、公平等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当中涉及资源的分配、人事任命中的择优取录、高管薪酬水平是否应得等大家关切的问题。
世上有许多不平等，才促使我们追求平等。不过，某些不平等是可以得到证成（justify）的。斯坎伦提出“平等的关切”（equal concern）概念，某些分配是不平等的，却符合平等的关切，例如如果地质因素导致一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难维修道路，那么，在这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投入较多的资金用于维修道路，就是正当的、符合平等的关切的。
不平等造成地位差异
决定是否违反平等的关切，也视乎有没有违反非比较性的权利。若法例规定，必须为儿童提供某一程度的教育，而政府没有为某些儿童提供这种程度的教育，那么就是违反了一项具体、非比较性的要求，违反平等的关切。但是，如果政府向所有儿童都提供了这种程度的教育，尽管有些儿童还有机会接受额外的教育，也并不违反平等的关切。由此可见，当某种不平等得到“好的理由”支持时，这种不平等的对待便与平等的关切的要求相容。
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都导致地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无法被证成的，比如说，以不可靠为由拒绝信任某人或拒绝让他担任要职，必须有证据来证明，而不能依靠种族和性别来判断。在某些情况下，经济不平等也会造成地位不平等，比如要有某种妆容打扮才让人看起来像一个受尊敬的人，穷人负担不起，也就失去了这种地位。
斯坎伦又指出任人唯才的社会具有种姓社会一样的地位不平等缺陷，因只有某些才能可以获得崇高地位，缺乏这些才能地位比较低。不过，他认为推崇某种才能的同时，不能让人感到没地位和缺乏自尊，只要有价值的生活就是多元的。另外，一般人不会为自己的生活和超级富豪的生活之间存在差异而苦恼，是因二者属于不同的非比较性群体。群体内部则会互相比较，例如高管薪酬大幅增长就与高管之间的互相比较有关，从而造成社会不平等。
欺坎伦提出“对不平等的三层证成”（three-level justification）。一是制度证成：建立一个会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制度是有正当理由的。二是程序公平：虽然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是其他人获得了优势，而抱怨者则没获得这个优势，但这在程序上是公平的。三是实质机会：尽管抱怨者在这个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资格或其他手段去做得更好，但这一事实没有涉及任何错误的行为。
斯坎伦又把机会平等视作对反对不平等的三层回应的一部份，在任用人才时，机会平等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获得某个职位，拒绝没有才能的人并不是不公平，也不是歧视。但是，相关不平等必须通过效果来证成，或证成不平等是基于应得，否则，择优录取就缺乏理据。
实质机会可说是“公平的机会平等”（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的一部份，是指拥有同等水平才能并具有相同意愿来使用才能的人，无论在社会制度中的初始地位如何，都应拥有同样成功的前景。不过，许多人的心理成长模式由于不幸的成长环境导致他们“未能作出努力”或缺乏意愿，故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在足够好的条件下拥有选择权。
如果一个人处在足够好的条件下，并且这些条件使他原本可通过恰当的选择而得到某个结果，就已足够，即使由于他没有注意到这种选择权，而错过了这个选项，这仍可说是具有充足的实质机会。当今世界，富人总是能为子女提供比其他人更多的东西，因而实质机会较好，故此，要消除不公平的竞争必须透过两种途径：一、消除不平等；二、限制富人能够为子女提供的东西。
欺坎伦又谈到政治公平的问题，经济不平等会干扰政治公平，一方面，富裕的公民较能对当选的公职人员产生影响力；另一方面，贫穷的公民缺乏金钱去获取有效的言论手段，缺乏平等的机会来影响选举结果，较难竞得公职。政治公平所要求的不是人们对于影响政策具有同等的成功可能性，而是人们拥有平等的机会产生政治影响，能够平等地获取（equal access to）某些手段，例如在一个公开会议上，每个人有权使用相同时间的麦克风。
虽然富人有能力在政治竞选上投入更多资金，但这种能力不应给予他们决定性的优势来影响选举结果。另外，有一些标准也会限制民主选举的代表有资格去做哪些事，例如不能订立侵犯公民权利的法律，并须符合程序公义和平等的关切。虽然有策略可以阻止一些经济不平等产生的后果，但一旦高度经济不平等建立起来，要阻止这些后果就非常棘手。
经济报酬或干涉平等
有人提出，促进平等会干涉个人自由，但也有人认为，经济不平等会导致一些人对其他人的生活拥有某种不可接受的控制权。税收是一个干涉自由的典型例子，税收与人们所拥有的独立于任何社会制度的财产权是不相容的。不过，征税却是可以得到证成的：由于交易会产生不平等，并且人们在交易中行使了他们必须拥有的权利，故此，只有通过限制这些交易或对交易所得的收入征税，才能促进平等。例如人们都想随心所欲地选择居住地，但并非每个人都能住在他们最喜欢的地方，将稀缺住房分配给愿意支付更多费用的人是有道理的；然而住房市场绝不能导致最贫穷的社会成员无力负担住房的费用，为了让整个产权制度获得证成，对出售财产所得征税就是一种好的方法，用来提供福利，消灭不平等带来的消极后果。
有一种假定是：经济报酬的水平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应得而得到证成。斯坎伦却推翻了这种假定，他认为不是任何制度都能够在道德上产生有效的制度资格主张。例如某校可以规定，某学期中取得最低平均成绩的学生必须在一个学期之内担任平均成绩最高的学生的私人仆人。这种制度就是无法得到证成的。
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了某种特殊作用，可以产生令人钦佩感激之情，但并不等于按照制度或习俗给予金钱的奖励是恰当的，因为道德性美德（moral virtue）不应当成为经济制度的职能。一种分配正义的标准必须提供某种理由来支持一些人拥有更多的分配物，道德性美德却未提供这样一个证成的理由。拥有某种能力在职位上表现良好，基于应得而要求获得报酬是一种制度资格的要求，而不是一种应得的要求。
1965年，在美国350家公司之中调查，高管的平均薪酬是其员工的20倍，到了2014年这个比率是303:1。斯坎伦特别提出，高管薪酬超出一般人很多是得不到证成的。这些收入分配最顶端的人之所以增加了收入，是因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法律和政策削弱了工会的力量，金融行业的监管减少了，以及税法的改变降低了针对高收入的边际税率，也降低了遗产税。
有人说，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大公司的规模扩大，提高了高管的边际生产力，故增加他们的薪酬是正当的。然而，我们很难去界定高管个人的边际生产力。另一方面，有证据显示，即使高管普遍得到低水平的薪酬，仍然可以吸引有才能的人。高管薪酬愈来愈多地由薪酬委员会顾问根据“具有可比性”的公司来拟订，这些顾问通常是外聘的，故高管薪酬过高非由假公济私造成，而是机制缺乏证成。
总括而言，斯坎伦就不平等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亦广泛举例说明他的见解。而由于他的哲学背景，当中许多理念都需要慢慢咀嚼和思考，书中所论也很学术化，并不通俗，却是日常广泛讨论的问题。
《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
作者：托马斯˙斯坎伦
译者：陆鹏杰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北京）
出版日期：2019年7月
其他《香港01》周报书评：
上文刊登于第19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26日）《《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从道德角度审视不平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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