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保育．一】从发掘到消失 那些埋藏在砖瓦间的香港故事
与长春社高级公共事务经理李少文走在中上环的街道，“那里以前是百货公司来的。”摄影记者带点疑惑问道：“那么细？”他回应：“在那个年代已经很大间，你看有三层，又有前（门）又有后（门）。”转角那座刚落成的商厦原址是三级历史建筑，摆花街的“花”原是嫖客赠花予妓女作见面礼而得名，中上环的分野在于前者是洋人聚居地，后者则是华人社区。
走过的一街一巷，碰过的一砖一瓦，动辄有上百年历史。若不认识古迹如何建成、不了解前人在古建筑内留下的痕迹，它们只是一栋日久失修的旧楼，仅此而已。
早前，位于九龙塘的李小龙故居被清拆，李小龙粉丝会“泣告”，指业主及政府“弃救”。早于2008年，业主曾向政府建议将故居改建为李小龙博物馆，计划因谈不拢而告吹。发展局表示多次与业主商讨，但未能达成共识，并回应指故居不属评级建筑物。
结果，香港一代巨星的故居重建，留下来的只有马赛克壁画及窗花。一栋建筑物要保留下来，评级与否有何重要？面对香港如高墙般的保育政策，最后能剩下几多历史古迹？又有多少古建筑在推土机下消失？
在香港，历史建筑要保留下来，第一关便是评级制度。评定一座历史建筑，先由康文署辖下的古迹古物办事处搜集该建筑物的资料及公众意见，然后作建议评级，再交由各个界别的专家组成的古物咨询委员会讨论。评级由历史价值、建筑价值、组合价值、社会价值及地区价值、保持原貌程度及罕有程度六项准则而定。截至2019年10月，香港的一级历史建筑有185项、二级历史建筑有381项、三级历史建筑有564项；另外，不予评级的建筑物有328项。
谁决定什么可保育？
曾任2011至2016年古咨会委员的钟宝贤是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见证过不少历史建筑由零至一级的评级进程。她形容古咨会的会议是一个公平的平台，让各方各自介绍，“（委员会）有部份是来自商界、建筑界、社福机构及青年团体，大家公平地表达看法，分享各自在专长领域所知的事。”
对于历史建筑，人人对评级定义各有不同看法—什么叫“特别重要价值”？什么叫“特别价值”？又，什么谓之“若干价值”？北角皇都戏院的评级便曾二度更改，由三级历史建筑一跃成为一级。为何本来只符合“以某种形式保存”的建筑，经古咨会讨论后，足以推翻决定成为“须尽一切努力予以保存”？
钟宝贤回忆，出任古咨会委员的六年间，每次有历史建筑需要评级时，古物古迹办事处会先提交一份报告，交给专家小组审议，最后交由古咨会讨论及评级。
她说不知道专家小组成员的身份，曾有委员欲了解，但不得要领，“（专家小组）评定的标准与我们读历史出身的人的标准有很大差别。我们推测，他们该是年纪大的人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猜测？）评级与年轻一代社会脉搏有距离。”
以北角英皇道的皇都戏院为例，她说社区还没有大会堂之前，它便充分发挥其功效。皇都戏院就是昔日的“红馆”—属国际级的表演场地。至于为何选址北角，正正是因为内战期间不少南来文人走难来到香港，当时许多上海人聚居北角，故文化种子在此落地生根。从皇都戏院的兴衰，足以窥见北角社区如何组成、连结，可惜知道这些历史故事及细节的人不多。
民间团体的研究也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简介材料，钟宝贤用前中区政府合署西座为例，政府一直坚持要拆卸重建，“不然就会养老鼠。”最后凭着一份由民间组织寄来的旧报纸，证明前中区政府合署西座曾办过新潮舞会才改变决定，“开舞会有什么重要？其实是六七暴动之后，港英政府一直在想与年轻人和好，而新潮舞会、香港节就是这一类活动。” 结果，古咨会委员阅毕旧报章后，投票通过将西座评为一级历史建筑，政府也从“不留”转为“保留”。
钟宝贤于2016年卸下古咨会委员的身份，现在她是一名纯粹的历史学者。“那是居港犹太人Harry O⋯⋯建的，他在第二次大战时曾入过集中营。”说着说着，她回了一抹腼腆的微笑，问：“可以借一下你的速记簿吗？”她从口袋里拿出一支蓝色原子笔，在簿上写下“Harry Odell”。想必是瞥见记者一脸惘然，她说：“没办法，因为我教书，也惯了写黑板。”
教书人不是依书直说，对于历史，她有坚持。在她眼中，很多时候大家都低估了一座建筑物的软件，即背后的故事。她强调软硬件必须兼备，硬件是建筑，软件是故事，要诉说建筑物的故事才会体现其社会价值，而“human faces”（人的面貌）、“historical context”（历史脉络）就是说故事的基本元素。
政府常卖广告叫你珍惜这个家，闻闻菠萝包的香气、听听电车的叮叮声，我觉得这只是感觉。如果你要大家珍惜这个家，香港要有故事。我们在古咨会工作，就是想为香港多保留一些会讲故事的建筑。古迹不只是一个object（物件），而是有emotional attachment（情绪依附）在里面。
历史建筑的去留，向来是城市发展必然面对的问题。有人会提问，为何不保留这栋历史悠久的建筑，而要保留那栋相对较“新”的楼房？为何不保留这所盛载集体回忆的街市，而要保留那所没太多人享用的会所⋯⋯质疑声不绝，是对决定古迹去留的人的一大考验。
对李少文而言，历史价值在人人心中各有不同，对于每所建筑物的感情与其背后的历史，各人均有独一无二的看法。
对很多人来说，没有接触过相关历史，也许觉得这些建筑不太重要。若要保留一件物件、一栋建筑，应如何衡量其重要性？我们又应如何诠释历史，决定哪些建筑值得保留？
他回忆道，“有人会问为何要保留元朗的古坟，那是民初一位叫沈鸿英的军阀所葬之处。他是当时大军阀之一，盘踞广东，曾捉走白先勇的家人，孙中山一度招降安抚，其后落难逃到香港，最终葬于此地。他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来说，也是相当重要……说起孙中山是不是国父，其实有说中国国父原来是杨衢云，是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烧了很多书，所以⋯⋯”
李少文源源不绝地诉说一段又一段沉没在香港各处各地的旧故事。要是不了解这些历史，沈鸿英的古坟只是日久失修、堆满杂草的墓地而已。可惜的是，香港人未必对本土历史有所认识，纵然古坟主人名留千古，也逃不掉被遗忘的命运，“即使是学者，都可能是书抄书。评级时学者关起门埋堆讨论（建筑物）是否重要。香港的历史教育做得很差，政府是积极参与其中去破坏历史。”
他提起数年前曾引发争议的邮筒事件，当时，政府有意把刻有英殖时期的皇冠标记及英国王室徽号的邮箱取缔，被质疑企图抹走英殖时期的历史，结果引起民间极大反弹，最终政府决定保留。
那么，历史建筑评级制度是否可以加强本来支离破碎的历史教育呢？
评级没有用，对我来说‘多鬼余’—一级的要尽量保留，三级的只要影相与画画（记录）都算是保留。（评级）是否等于我们可把三级的都拆走呢？分级是告诉别人什么可以拆，最好的做法是不再分级，当作是法定古迹的候补名单，当中有任何改建拆卸都要小心商讨。
“评级唯一用途，就是当业主申请把该建筑物的地段改变用途便有参考价值了。”有近八十年历史的救世军葵涌女童院，最近便有传新业主向城规会申请原址兴建安老院。李少文指在这件事上，负责审批改变土地用途的规划署会参考历史建筑评级，从而作出决定，“当然，也有人不改用途直接拆（建筑），香港大学旁边有一间属二级历史建筑的三层高古屋，业主把它拆走变成停车场，他不发展也不建高楼，单建停车场也可赚钱。”
现实是否就如李少文形容的“多鬼余”？在1,444幢历史建筑名单及新增项目名单中，现时有37幢建筑物已被拆卸，当中包括一栋一级历史建筑、七栋二级或拟议二级历史建筑，以及29栋三级或拟议三级历史建筑。
那一栋被拆的是何东花园，在原业主的坚持下于2014年拆走。为何有古迹被评为一级建筑，仍可说拆就拆？评级制度为何保护不了这些盛载香港故事的古迹？请看下一篇：【古迹保育．二】评级无用 香港古迹的求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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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89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18日）《砖瓦间埋藏的香港故事 谁定古迹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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