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对这一代大学生负责|于品海

撰文: 于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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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运动已经持续超过五个月,参与集会人数正在下降,但暴力骚乱却愈趋严重,警察开枪的频率加剧,无辜受伤和死亡变成常态,暴徒的破坏更广泛。最让人心里不安的,就是大学生最终还是将暴力承接到自己手上,成为整个运动的主力,而且彻底将暴力升级。当看见警察和学生成为对峙双方,是否会想起在历史书和新闻中多次看过同样的画面?如果香港注定要经历这一劫,我们希望当雨过天晴,或者大学生成长之后,大家坐下来反思事件经过,用理性与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规划香港未来,不再天马行空。如果真的如此,这一劫未尝不是塞翁失马。对于大学生,无论他们做出什么事情,我们都必须一起承担罪过,年长的人无法推卸教育下一代或扶持兄弟姐妹的责任。很可惜,香港社会似乎已经没有这种责任认知。

回归后的香港政府以为香港是个宝藏,官员只要延续以往的工作模式,继续蒙混过关就可以了,他们对社会不公视而不见,毫不察觉市民怨气在不断积累,结果迎来现在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教训或许可以警醒一部份人,但作为政府整体能否扫除过去的恶习,力图改革?不见得!

当政治谎言披上英雄外衣

许多香港市民没意识到暴力会如此升级,曾经用和平游行与不批评破坏行为去支持示威者。很可惜,在示威者的心目中,“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些让同温层如痴如醉的口号,就好像迷幻药一样,用苍白无力的呓语回应了后来的质疑和批评;就好像脱欧政客将英国一切问题推给欧盟,欺骗选民误以为离开欧盟,英国人的生活就会很好;公投通过之后,更好像有了神谕,就算过去三年的混乱早就说明脱欧计划是如何幼稚,大家还是闭上眼睛往前走。

中环早前的集会中有市民举起道具,上面写有“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罗君豪摄)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将美国经济不振和社会不公的责任推卸给拉美移民或者中国出口,其实都是在找替罪羊,是美国政客应对选举而算计出来的倡议,甚至打着改革的旗号。其实,非法移民问题是由于美国企业需要廉价劳工,特别是农业,因而为偷渡提供了诱因和条件;中美贸易是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机制运作,那是约二十年前谈判之后签订的协议,当时美国拥有极大谈判优势。今天美国要单方面改变,不道德却无可厚非,但将它说成是中国盗窃、诈骗或欺负人,真是大笑话。不只是英国和美国,ISIS几年前就同样用谎言欺骗无数欧美年轻人披荆斩棘跑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北部成为圣战分子,大家看看他们今天的下场。

很可惜,当政治谎言披上自由、民主或英雄的外衣,就是民粹政治突然成为主流的时候,香港亦不例外,无论这种谎言看上去是多么愚蠢。将中资或新移民,甚至是内地游客污蔑为香港生活品质下降的原因,或者是弱势群体遭遇不公平对待之后的报仇对象,就是在挑战香港人的智慧。但事实摆在眼前,这种荒谬认知正成为香港的主流。试问,大多数“和理非”为什么对暴力行为不直斥其弊,连曾经自认为是“和理非”政党的民主党和公民党都像鼠辈一般躲在“政治正确”的谎言后面,对刀刺议员、火烧“蓝丝”、私了异见人士都不做表态?他们是担心失去选票,害怕连剩下的立法会议员光环都要被摘掉。尤其令人惋惜的是,民主党或许已经改变了曾经持有的温和政治态度,甚至认为当年该党元老司徒华坚持不参与五区公投这种政治把戏、不愿意被激进泛民的政治正确牵着鼻子走,以至支持进入中联办参与政改谈判都是错误的做法。其实,这就是民粹政治在作怪,它就是一种魔咒,让大家失去理性,包括曾经誓死要保护自己承诺的政治人物,就等同当年德国人中的温和派不愿意在犹太人被屠杀时发声一样。

大多数“和理非”为什么对暴力行为不直斥其弊,连曾经自认为是“和理非”政党的民主党和公民党都像鼠辈一般躲在“政治正确”的谎言后面。(张嘉敏摄)

热血不可能在道德上免疫

如果一腔热血真的能解决问题,估计人世间会少了很多烦恼。年轻人虽然自认为站在正义那边,但如此具破坏性的行为还是会将社会推向危难之中。成年人不能够对此视若无睹,让年轻人的一腔热血继续消耗,而不是用在正途上。试想,连林郑月娥如此懦弱离地的特首,都鼓起勇气直白告诉示威者不可奢望他们的政治要求会得到积极回应,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做不到,中央政府不会接受他们无理的政治要求。

有时候暴力示威者可能是真的天真,既然认为中共是专制的,又怎么会期望它大发慈悲,或者认为它会因为害怕而与暴力妥协?年轻人或许真的对中央政府和内地缺乏认识,就好像对自己信仰的英美意识形态毫无掌握,根本不知道它内里的乾坤,因此才会将自身置于如此尴尬的位置。

一般人平常考虑问题时都有各种假设,这是思考的前置,但往往因为这种假设而让思考无法独立、客观,更不会面对个别情况时就事论事。香港人以为自己必然是理智的、守规矩的,学生是纯洁的,年轻人是社会的未来、充满理想,同样的想像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这或者可以作为认知的标准,但却不可能是绝对的。香港的骚乱提醒大家不能毫无保留地依赖这些假设,或者至少应该批判地审视这种假设在不同情况下的作用。学生会否成为暴徒、年轻人会否冲击社会道德底线,就好像教师会否侵犯学生、牧师会否侵犯儿童、父母会否出卖子女,事实上这些事情都有发生,没有人能因为某人的身份而对其违法行为视而不见,甚至纵容。这种状况发生在有权势的人身上大家都会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将同样要求用在年轻人和学生身上就不需要人人平等?相反,将某人的身份作为其行为的唯一依据才是不符常理,是过于简化行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没有人能因为某人的身份而对其违法行为视而不见,甚至纵容。(资料图片/鲁嘉裕摄)

年轻大学生暴力倾向的案例历史上比比皆是,就以文化大革命为例,年轻的红卫兵不就是以此成为中国人至今心里的一道伤疤?ISIS战败之后,滞留在土耳其或叙利亚监狱中的欧美年轻人,连他们自己的国家也犹豫是否应该接收他们,他们将永远被视为社会中的“计时炸弹”。香港人可能深信自己是文明的,不相信会发生同样事情。然而,破坏店舖和社会秩序、暴打不同政见者、强迫他人罢工、投掷汽油弹,甚至强迫大学校长与其对话,不然就打砸校长办公室,这不是文革式的暴民政治又是什么?我们的责任就是竭尽全力不让他们进化为恐怖分子,这既是为了他们,更是为了自己和整个社会。

莫被任性的小魔怪摧毁理性

很多人不明白,暴力是一剂精神“良药”,对于懦弱缺乏自信的人,暴力可以改变他们,创造一种假象,认为自己终于长大,可以独立自主,就算需要蒙着面来实现。网络世界为什么发生这么多欺凌事件?同样是因为它“蒙着面”。我们当然是生活在一个理性的社会,但每个人都无法逃避心里藏着的那只小魔怪,久不久就要将我们引诱到它的势力范围内,就好像月圆之夜很多人都会心潮澎湃。这只小魔怪经常打着“自由”的名义走出来,它其实是任性的化身,只不过是给自己起了一个漂亮的名字。

现代社会的标准是理性,理性的定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要通过和平手法解决,不接受使用暴力,一旦用了暴力,那就要被贬斥为野蛮人。但这种要求可能是过度理想的,而且小魔怪经常挑战着这种理想。印象可以制造无比荒诞的效果。二战之后美国是世界上使用武力最多和武力程度最严重的社会,对外和对内都是,但大家却认为它是先进文明的代表。当一些香港年轻人和美国政客一起诉说民主自由,回避讨论示威如何暴力的时候,这种荒诞性就好像美军打着民主自由名义入侵伊拉克,策动叙利亚的政权更迭,充满正义性,但结果是生灵涂炭。

网络世界为什么发生这么多欺凌事件?同样是因为它“蒙着面”。(资料图片/刘定安摄)

然而,一般已经有偏见的市民依然被意识形态遮蔽,骤然间好像这种场景真是那么光辉,为香港带来了光明前景。如果要找到背后的事实,可以看看早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代表团发言人接受德国之声访问,在面对主持人质问时,这位学生代表只能用“I believe……”来搪塞,就好像在唱一首爱情歌曲,只懂得在想像中回应这个世界的追问。音乐世界的浪漫可以是美丽的,但在现实社会,扭曲了的浪漫可以带来悲剧。年轻人什么时候可以返回人间,不再披上意识形态的“皇帝新衣”?

内地人一直视香港为榜样,认为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比较文明,彬彬有礼,守规矩排队,说话不会这么多粗言秽语,甚至好像每个人都懂得讲英文,是一个尊重法治的社会,深信像文革那种荒诞事件不会在香港发生。这种认知或许在骚乱之后会改变,就好像发现大家脱光衣服之后原来都是普通人。10月之后,内地网络上针对香港的评论起了变化,看似愤怒的声音已经不多,可能是讲够了,相反,讽刺香港的内地人却在增加,就好像突然知道没有了香港,他们的生活也不会有多少改变。同样的心态也在香港发生,大家都在适应一种新常态,一些人针对骚乱的地点,绕过去,调整自己的生活规律,尽量与骚乱不冲撞,甚至更多地留在家里。另一些人的心态就是等,看这些“发癫”的年轻人究竟要“玩”多久,都在赌他们的气能有多长。最近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直言,示威者的政治诉求不会成功,因为没有人会应允。其实,确实有些人希望政府积极回应示威者诉求,好让示威者“返屋企”,只是如果因为自己的懦弱而企图息事宁人,当一切暴力破坏都不曾发生,香港人对公平正义和法治这些核心价值的坚持将会付之东流。

林郑政府修订《逃犯条例》不被市民接受,那是因为政府的民意工作没有做好。(资料图片/路透社)

旁观者是时候唤醒年轻人 

林郑政府修订《逃犯条例》不被市民接受,那是因为政府的民意工作没有做好,当官员指摘反对派政客成功操弄民意,只能是狡辩,试问撤销修例的结果又能够怪责谁?反政府示威获得大多数人支持,但当示威者将行动无限升级,成为暴徒,又如何能指摘不再认同的市民?曾经颇受年轻人欢迎的艺人周柏豪之前的言行都倾向支持年轻示威者,但最近改变立场,要求止暴制乱。这都是暴力造成的结果,真可以说是激进分子自毁长城。当年轻人哭嚎着企图阻碍正在上班的成年人参与罢工,上班族将他们推开的时候,他们有否认识到大家已经开始疲累,就算依然认同年轻人的情怀,却无法给这些如痴如醉的人任何实质帮助,连一丝怜悯的目光都不愿意再施舍,因为经验告诉他们生活的深渊是怎样的。

其实,作为旁观者,在社会骚乱的背景下,有时候也是在吃精神药。不愿意站在最前线的旁观者,他们的怨气不会比激进示威者少。他们的心态可能是,既然有人在帮自己出气,为什么不提供一些精神抚慰,这是多么便宜。更重要就是当民意改变,自己还可以随时抽身,只不过现在不是时候。不错,怪责政府也是应该的,而且也是廉价的,但当我们尝试着反思自己身处的社会,当大家都在用廉价的手段回避自己的责任,谁会是承担后果的无辜者?事实上,这个社会整体就是那个无辜者,只不过我们在赌博,当后果的平均值高过自己所承受的,那就是赚了。这种阿Q精神连鲁迅先生看见都会无言以对。

社会事态发展往往是多指向的。最大的讽刺是,没有如此严重的暴力冲突,大家不会意识到竟然有这么多香港人有如此大的怨气和怒气,但当暴力程度达到一个新高度,这些唤醒社会的人却自己沉醉在想像和亢奋中,等待其他人的唤醒。社会应该珍惜这次改革的机会,因为年轻人的牺牲,我们看到改革的东风,如今是时候我们应该回过头竭尽全力唤醒和保护年轻人,停止暴力,避免他们承受更大的伤害,不为什么,至少要回馈他们为社会所付出的,更何况这是我们自家的年轻人。

上文节录自第189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18日)《我们要对这一代大学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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