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国运衰落分水岭 贝隆主义的永续轮回（下）
贝隆执政的首个任期，受惠的“人民”主要是支持他的基层劳工。由于1947年贝隆提出了《工人权利法案》，将医疗保健的权利扩大至劳动阶层，从1946到1951年，阿根廷的社会保障覆盖率增加逾两倍多。除此之外，贝隆的主要政绩还有推行免费教育、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有薪年假、三个月有薪妇女产假等。是以短短数年间，民众感受到生活渐渐得到改善。惟贝隆施以的“标靶药”配方，却为其政治生涯和国家经济，留下了无可挽回的副作用。
经济环境七上八落
贝隆的经济政策，主要靠政府由上而下的规划、指挥推行，在公共开支急剧增加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来源便成了绊脚石。原则上，由于贝隆对欧美经济强权心存芥蒂，以至其“五年计划”不得不依赖国内资金支持，但随着国际农产品价格下跌，以及贪污丛生，令统筹国际贸易的机构IAPI不能像贝隆当初期望般，可作为“五年计划”的主要融资渠道。最终，贝隆更要向已国有化的中央银行伸手借钱，埋下了经济危机的种子。
单是执政的头四年，贝隆的经济民族主义已使该国的黄金储备和可兑换外汇，由11亿美元大幅减少至2.58亿美元（不包括被冻结的英镑储备）；另外，1949年，阿根廷处于经济危机表征已经浮出水面，通胀率达33.66％，而贝隆首任任期完结时，累计通胀率更高达297.57％；同时，该国的贸易逆差亦逐年扩大，迫使贝隆同年须修改国家宪法，授予国家对外贸易、矿产、能源和公共服务的直接控制权，以便当局可以通过收购，甚至征收由外资拥有的财产。
纵然贝隆操控选举的技俩为他换来连任的机会，但民间累积的不满已难平息。受制于紧绌的财政储备，贝隆连任后漠视工人阶段的反对，执意冻结工资，招惹生活在百物腾贵的基层民众不满；在宗教议题上，贝隆不但废除了国立学校的宗教教育，更有意将离婚和卖淫合法化，其世俗化的立场，开罪了国内为数不少的保守天主教派。最后，一众“为民请命”的军官和天主教会联手在1955年策划政变，推翻贝隆。可是，在贝隆流亡海外那段期间，军人和文人政府更迭频繁，两者皆无法找到经济解药，改变国运。
在后贝隆时期，阿根廷不但错失了全球资本扩张的黄金时期，经济发展更陷于混乱状况。在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独裁统治，阿根廷曾两度乍现曙光：一是在昂加尼亚（Juan Carlos Onganía）管治期间，其经济师瓦塞纳（Adalbert Krieger Vasena）改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开放国内市场，使该国在1966至1970年增长率平均逾5％，通胀率亦压在8％以下。但踏入七十年代后，阿根廷又再陷入政治动乱，民不聊生，间接勾起了人民对贝隆时期“社会正义”的回忆。不过，即使贝隆创立的正义党于1973年大选中取得胜利，铺平了贝隆回朝之路，但天意难违，贝隆于第三度就任总统后九个月，便因健康问题与世长辞，他的第三任妻子伊莎贝尔贝隆（Isabel Perón）虽然接任其总统职位，但在1976年3月被军事政变推翻。
另一次“经济小阳春”发生在独裁者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在位之时（1976至1981年）。这段时期，魏地拉命名的经济部长霍兹（Martinez de Hoz）续以当时蔚然成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作为提振经济的药方。奈何霍兹意欲把阿根廷重新与全球经济接轨之时，错用货币贬值来重建出口产业，导致国内再度通货膨胀，延续了该国戏剧化的发展历程（见图）。
仅述“做什么” 没谈“如何做”
有趣的是，拉丁美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渐渐脱离军人干政后，据阿根廷独特的国情，贝隆主义就像完成总统任期的不成文条件，任何背离这理念的政客，下场亦不值一哂。例如，该国在1983年脱离军政府统治后，首任民选的非贝隆主义者阿方辛（Raúl Alfonsín）经历了三次军人干政后，提前半年离任；1999年当选的德拉鲁阿（Fernando de la Rúa）不但只完成一半任期，离开总统府时更需借直升机逃亡；刚在上月底落选的马克里（Mauricio Macri），大选前亦要来贝隆主义者皮凯托（Miguel Ángel Pichetto）作为竞选拍挡，救驾护航。
阿根廷多年来在贝隆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摇摆不定，惟制造经济乱局实非贝隆派的专利。1976至1983年期间，该国以政治上的军事独裁政权，混合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成功”打破了贝隆首任总统任期时的通胀纪录，七年合计达434％；不过，长江后浪推前浪，1983年至1989年文人政府阿方辛执政期间，该国通胀率更一度失控至4,924％。此外，该国在过去五十八年间，有二十二年陷入经济收缩，其糟糕的表现只能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相提并论。即使阿根廷的经济偶尔乍见回光返照，但总体上，乱局不但始于贝隆在位之时，更是一套比英国脱欧更折腾、更冗长的历史剧。
阿根廷的经济政策长年处于钟摆，某程度上反映出新自由主义和贝隆主义两者政策的不足之处。每逢阿根廷陷于资不抵债须向别人求助时，跨国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根据“华盛顿共识”安排的债务计划，总会附带紧缩政策的条款。虽然此等安排起初能一解燃眉之急，惟经济收缩及政府公共开支下跌，首当其冲的定是生活早已捉襟见肘、却又占社会多数的基层民众。
在钟摆的另一端，“贝隆主义式”的大幅贬值货币及大增公共开支等救国措施，虽然一方面供给基层选民短期解决方案，却又埋下债务危机的种子。情况就像是次选举中，马克里错误且简单地假设自由化改革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从而逐步收窄他所继承的财政赤字。可是，当国际资本对欠债大国仍有戒心，他就不得不向基层民众埋手，削减政府在教育、公共工程和就业的开支。民众自然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再度情倾左翼候选人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及其拍档“贝隆派”前女总统克里斯蒂娜（Cristina Kirchner），望能解物质生活的匮乏。结果，阿根廷就处于一个永续的轮回，不断挑战主权国家债务违约的纪录。
观乎贝隆主义在阿根廷永续轮回的过程，在贫富悬殊的社会中，贝隆主义的经济学说迷人之处，在于它向选民承诺“将资本用于经济发展，而后者则为社会福祉服务”。问题是，打从贝隆开始，阿根廷大多政客仅是向选民陈述了国家“要做什么”，而没有阐述“如何做”这个关键命题。这种过分简化社会问题的手法，不仅带有民粹色彩，更使人民活在虚构的现实中。
事实上，贝隆主义迄今仍然挥之不去，其原因有如他本人所言，“不是我们表现出色，而是那些追随我们的人太过糟糕，才会使我们看起来不错。”惟个中“出色”之处，应是指拢络选民的技俩，而非做实事的能力。
上文节录自第187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4日）《阿根廷国运衰落分水岭 贝隆主义的永续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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