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国运衰落分水岭　贝隆主义的永续轮回（上）

论及近代列强的兴亡史，除了大英帝国外，过去一百年的阿根廷经济史同样勾起不少人的兴趣。其中，不得不提在上周日（10月27日）阿根廷大选中再度回归该国政坛的“贝隆主义”（Peronism）。到底，贝隆主义在阿根廷挥之不去的现象，是因为这套政治、经济理念是“不完美、可接受、要改善”的治国之道，还是民众仍未走出当年的强人总统胡安．贝隆（Juan Perón）许下、却是虚幻的政治承诺？

十九世纪末，受惠于铁路和海上运输技术的革命性突破，阿根廷不单靠着向欧洲出口谷物和肉类成为南美洲的农业大国，其经济实力更可与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强权分庭抗礼。1903至1913年间，该国经济录得每年约7％的惊人增速，惟及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全球商品市场崩溃，阿根廷备受波及。

虽然不少人在审视阿根廷的经济神话时，常以1919年作为分水岭，取笑该国后来一阙不振的发展，惟此说遗忘了一战后的经济复苏。事实上，由一战结束到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前，阿根廷借着全球对农产品剧增的需求，以及跨国流入的直接投资，再度尝试勇闯高峰。这段时间，阿根廷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6.4％，惟华尔街闪崩的涟漪效应，不但为欧陆的法西斯政权提供了上台的背景，亦打断了阿根廷的复苏势头。虽说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只下跌”14％，远较其他欧美诸国的三至五成为低，但也足够将阿根廷拖回1920年初的发展水平。

阿根廷国运的衰落，正确来说，应该追溯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胡安．贝隆的崛起为分水岭。尽管这名协助政变的陆军上校早在1974年离世，但其管治思维却深深植根于举国上下。即便在刚过去的大选中，贝隆主义仍然是执政和反对党用以吸引选民的宣传。

“无意执政”的民粹鼻祖

与其说贝隆主义是套严谨的管治原则和理念，倒不如说是民粹主义的代名词。1943年5月，当时仍是陆军上校的贝隆，在军官们发动的政变中声名鹊起，成功协助拉米雷斯（Pedro Pablo Ramírez）将军夺得政权。不过，年轻的贝隆并没有心急地走到台前，反而接受了临时革命政府的劳动和福利部长一席，生活仅活跃于官僚机构和军营之中。有此决定，部份原因是贝隆深知透过政变夺权的总统，其合法性必然会惹人诟病和受到挑战，甚或有机会被反噬。

取而代之，贝隆在革命政权尚未站稳阵脚之际，积极利用劳动和福利部长的职务建立政治联系，在幕后牵引着各派利益，将革命头目米雷斯和法雷尔（Edelmiro Julián Farrell）将军的地位边缘化，并静候“民主洗礼”到来加持其权力。

以贝隆的野心和实力，劳动和福利部长绝非其政治生涯的终点。虽然他在1945年4月23日发表公开声明，强调自己“不渴望成为共和国总统，并将致力反对别人将我当作总统候选人的努力”，但暗地里还是积极组织各派系的政治融合，以作为未来竞选的基本支持者。同年年底，贝隆退出政府，其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使人佩服的是，即使贝隆离开了政府，他亦保有对其傀儡法雷尔将军的控制权。眼见1946年2月的选举临近，贝隆“下令”政府颁布法令，在1945年底前向全国工人支付一个月工资作奖金。尽管放诸当下的规范来看，贝隆的全民派钱大计无疑有贿选之嫌，但阿根廷的例子却证明，在选举前两个月大开库房，的确是最具影响力和有效的心计。结果，在戒严令的帮助下（大选前24小时才取消），当时仍属工党的贝隆以大比数击败了激进公民联盟（Unión Cívica Radical）的代表José Tamborini，成为拉丁美洲的民粹先驱。

有趣的是，贝隆主义（另称“正义主义”，Justicialism）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难以用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一言蔽之。与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Josip Tito）雷同，贝隆掌权时适逢冷战展开，他不仅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中，以“第三立场”自居，同时其作风亦介乎于专制和民粹之间。

空有外表的民主机制

在1950年10月的演说中，贝隆提出了贝隆主义的二十个“基本真理”。在这些教条中，“人民”（people）一词是重点所在，包括“真正的民主是政府做人民想做的事，并捍卫一种利益：人民”、“贝隆主义的两大武器是社会正义和社会援助。有此，我们能在正义和爱中拥抱人民”、“我们由中央集权的政府，有组织的国家和自由的人民所组成”等等，足可引证其施政的核心理念和受众，是当下不少民粹领袖所指的—在民主选举中被遗忘的人民。这种将社会二分化的手段，亦可见于贝隆同年另一场演说中，“让我们清楚知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让我们把所有都交给朋友，什么都不给敌人，甚至连正义也不给。”

姑勿论贝隆是出于对贫苦人民的真情，还是拢络选民的假意，其施政重心不仅以国家复兴、民族解放和中央集权为主轴，同时亦在资源再分配上明显向工人阶级倾斜。贝隆主要靠国家干预市场的手段，带领阿根廷走上工业化之路。他在任内不仅高举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旗帜，将两国不少原有的战略资产收归国有，同时亦允许工会大幅扩展规模，重塑社会政治势力的结构，以壮大支持者的组织和规模。

另外，贝隆又设立“贸易推广机构”（Institute for the Promotion of Trade，IAPI），将举国上下的谷物和油籽出口收归到单一官方机构，以控制农作物的出口价格，并将盈利拨归到各项社会福利政策。种种措施的确让人民感到短暂繁荣的幻象。

贝隆主义强调阿根廷所持的是第三立场，但其民粹主义却恍如“三不像”的管治权术。理论上，在极权政府统治下，国家、政府和政党三位一体，并成一个强大的管治机器，既不存在选举，亦不容反对声音挑战现存政权。但在贝隆眼中，“民主”却是维持政权合法性和认受性的必要手段，有一种言简意赅的对比说法，足以形容“贝隆式民主”为何物—阿根廷“有选举，但没有竞选自由；有报纸，但没有新闻自由；有法官，但没有正义”。因此，贝隆执政时，该国的民主机制只是空有外表、没有内涵的社会制度，一切还是要取决于贝隆的权力意志。

上文节录自第187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4日）《阿根廷国运衰落分水岭　贝隆主义的永续轮回》。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