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调．三】曾经的官方智囊 刘兆佳：政策不能遇反对便撤回
“民意”与“政府决策”之间，究竟谁是因谁是果，是个有趣的问题。作为官方智囊的中央政策组（下称“中策组”），三十年来的主要职能不断在“掌握民意”与“政策研究”之间徘徊—这或可窥见当权者的取态。
1989年成立的中策组，负责客观评估市民对公共政策的意见，并充当港督、布政司及财政司的政策智囊；回归后，中策组变成倾重民调的机构，主要为当局搜集民情，但已不再是举足轻重的政策咨询机构；至前特首梁振英上任后，中策组再获重用，但不时被指沦为特区政府的舆论工具、影响政府人事任命、控制政府研究拨款；直到去年，特首林郑月娥提出把中策组改组为“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主责政策研究及创新事宜的跨部门协作。
谈及中策组由“政策研究”到“搜集民情”的转变，不能不提曾任中策组首席顾问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本身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的刘兆佳，于2002年加入中策组；当时外界普遍寄望他可拉近港府与市民间的距离，而他亦的确展开了大量民调工作。
政策酝酿期间最为有用
刘兆佳形容，在中策组十年任内，民调做得“相当全面”，涵盖市民对特区高官的信任度、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对社会重要反对势力的信任度，甚至对香港经济、人权自由状况都会定期进行民调，以帮助政府评估政治形势、判研施政的先后次序。他表示，政策仍在政府内部酝酿讨论期间，是民调最有用的时候；而中策组的追踪调查能在政策出台前分析市民的接受程度，并向当局建议出台策略，包括需否延期推行、应否因应市民忧虑而调整政策内容等，务求令政策得到更多民意支持。
民意只是政府政策参考的因素之一，每届政府与特首都有自己想做的事，即使有人反对，但他（特首）觉得这对香港整体状况有利，就不会因有人反对而不做。
刘兆佳这样理解民意与政府施政的关系。他进一步指出，“多数人要求政府做一件事而政府不做，其实政治损失相对有限，但当政府说要做一件事而群众强烈反对，损失便较大。有时候民众很喜欢的事，政府通常未必咁积极回应，因为会违背政府原则。最常见的诉求是，要求政府增加开支、提供更多福利，但政府有它的原则坚持—不过份介入社会事务，以维持‘小政府’的定位。”因此，“民众喜欢的（政策），若对政府影响较小，政府能够满足的一定会尽量满足，因为可增加对政府的支持及管治威信。政府能够做的，一定会去做。”
除了委托不同学术机构进行问卷调查，中策组内来自不同界别和光谱的非全职顾问每两周便举行会议，向当局反映精英阶层对香港形势的意见；另外，中策组还会委托研究人员搜罗网上舆论，以及透过十八区民政事务专员掌握地区及基层民情。但这些都已成过去了。
“今次政府显然没有做（民调）。或许是出于过度自信，不觉得民情会反对，反觉得会支持。”刘兆佳分析，林郑政府评估修例阻力时，可能以为坚持修例，虽然短期内民望受损，但长期可使香港避免成为“逃犯天堂”或“危害国家安全的地方”，故断定是利大于弊。
民意与政治现实间拉扯
误判形势也好，过度自信也罢，特区政府自制的反修例风暴已经一发不可收拾。如果说，半年前当局未有清楚掌握民意而酿成大错，那么，事到如今，当各个民调结果都清楚显示，绝大部份市民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平息社会纷争时，政府的一意孤行是否仍然站得住脚？对此，刘兆佳重申，独立调查与否的问题，“涉及国家利益，涉及维持警队士气达到‘止暴制乱’。香港警队如有任何闪失，那将等于‘一国两制’的防线崩溃。”
“民意”与“政治现实”拉扯着政府决策。美国政治学者Robert Weissberg指，民意不应主导公共政策，因为对受访者来说，很容易回答他对某项政策的喜好，但调查过程中却忽略政策的成本、缺点以至潜在危机，“衡量到的只是追求福利而不用付出任何成本的世界。”
决策者固然不能只依赖民调结果作政策指标，但当民意基础进一步崩塌、当民意与施政不断脱钩，这个城市会走向怎样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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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18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21日）《反映民意VS动员民意 为什么要做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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