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文宣字句　记录地方时空　澳籍示威者：我也是港人

每次落到抗争现场，Jennifer Eagleton总是很易被认出来。1997年香港回归那年，她从澳大利亚来到香港，和港人一起见证历史。她说自己是“澳籍香港人”（Australian Hongkonger），这四个多月来，和很多港人一样，能去的游行示威会尽量去。她会写诗，会抄下有意思的文宣，还从语言的角度来理解香港人如何看民主、自由等概念。作为“澳籍香港人”，是什么令她喜欢香港？她又如何参与6月以来的这场反修例风波？

单从外表看，难以知道Jennifer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多年。亲身见证着回归后的历史，她说，很高兴自己能参与香港的成长，但至今仍有人会说她是“外国人”，在游行现场也不例外。“我讨厌这些说法。有些外籍人士说不应该参与，因会被指是活动主办者，但我认为我们（外籍人士）参与跟其他港人一样是正确的，反正内地也会认为有外国势力干预。”

整场抗争运动中，很少会有外籍人士出现，Jennifer认为，仍有部份香港“expat”（侨民，通常指在海外工作且教育程度较高、生活较富裕的专业人士）生活在泡影中，他们住在半山，都是富人，却不怎么表态，不关心社会事件。“可能是有点成见（stereotype），但有这么一群人真的没融入香港生活。”她认为，就算实际上未必能做到什么改变，至少要把议题带到生活中，在社交媒体发声。她笑说自己不是expat圈子的人，家住大埔，不是有钱人。

用语见港人创意　恍如时空胶囊

Jennifer参加过各类型的和理非集会和游行，从未试过走到最前线。她构思借着收集运动中的文宣字句及用语来记录这场运动，让非华语人士也可了解这场运动怎么进行，人们怎么传达信念。她随身带着一本笔记本，看到有趣的字句就会记下来，又表示港人是用一种独有的方式在运动中沟通，“我很欣赏港人的创意。有时候当这些文宣贴图被撕下时，我会捡起它们，会拍照，但我不会从墙上撕下来。”

Jennifer学过中文，阅读不成问题，但不太听得懂广东话。她觉得港人在运动中的一些用语很有意思，像她在一些海报上看到的“如流水”（Be water）、“如冰块般强硬”（Be strong like ice）、“如水般流动”（Be fluid like water）、“如果汁般散落”（Be scattered like juice）、“如水般没有固定形态和形状”（To be formless, shapeless）等，表达出这场没有明显大台、如水波流动般的抗争。

她曾阅读英文网媒《Hong Kong Free Press》数篇讲述前线示威者暗号的文章，并向记者解释什么是“用火魔法”（To use magic）、大叫“落雨喇”（Shouting of “raining"），“火魔法是指用燃烧弹；大叫落雨是叫人们在警察用胡椒喷雾前开伞；还有‘接放学’（School buses）是指当公共交通停止服务时，有车的驾驶人士若知道有多少人、在哪里接载，就可以让示威者离开现场。”

Jennifer认为，这些看似简单的抗争比喻除了反映港人语言上的创意外，也简洁地代表了语言在时代脉络下的意义—一个地方的“时空胶囊”（Time capsule）。在雨伞运动中，同样可以见到港人这种创意，她在那时写了一系列关于社运用语的文章，记录像“黄丝”（Yellow ribbon）、“689”（前特首梁振英在特首选举中获689票后，反对派对他的蔑称）等语言背后的象征意思。

中文的语言习惯和背后的深层意思，引起了Jennifer的兴趣。她的博士论文便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香港人如何谈论民主及选举制度。“愈了解香港政制、愈了解政府如何理解民主，愈让我生气，也愈想去帮香港人。2007年《政制发展绿皮书》出台时提到2012年的选举制度应如何实行，他们某程度上是表示民主会令社会不稳定。当你细看他们的用语，即使他们没有说白，但他们有暗示。这些用词背后都有其深层含意，我们要去细看。”

“（我）后来发现中央政府很喜欢用‘原则’（principle）和一些笼统（general）的字眼，之后再把定义放进去理解。” Jennifer说，大约在那时候起，她开始关心香港的民主政制，参与更多的政治活动。

2015年到访伦敦后，Jennifer写了一篇文章，以运河水闸（canel lock）来类比香港的民主政制发展。在水位高低不同的河流流域中，水闸可以透过控制流量和调节水位，让船只穿越不同水位高度的河流流域。Jennifer认为，民主选项就像船只，是得到中共允许才来到香港，但过程中却有很多恍如水闸的守门员，他们有着结构性及其他限制。“香港是那口井，以人造的‘一国两制’模式隔开通向大陆的江河，这个水的比喻挺贴切，因为两地中间的堤岸可以根据内地的意愿上升或下降。”她写道，文章刊出的时候刚好是雨伞运动一周年。

背负“外国人”标签　成传媒焦点

她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在雨伞运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有一个港人给她拥抱，感谢她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同港人一起走在民主路上，她当时觉得不值得被特别感谢，因为她同样是香港人。可是，西方人的面孔总让她在活动上备受关注，她笑言自己成为了“传媒焦点”（media star）。她当时感慨，外籍港人的政治参与度仍有待提升，数年后的今天，情况依然。

来香港之前，Jennifer在澳大利亚过着半工读的生活，早上在大学攻读亚洲研究，晚上在医院上班，后来获得奖学金，前往上海学习中文一年。去上海之前，她到香港游玩，俯瞰维港景色，并买了一个写着“香港”的锁匙扣做纪念，没想到三年后会再和香港结缘—获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聘为编辑助理，热爱文字工作的她于是留下来。时值九七回归，不少港人选择移民离开，她却因机遇而来，在见证历史的同时，观察到港人心态的转变，并在心中埋下了想了解香港社会及其民主发展的种子。

对香港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2004年，Jennifer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权，自那时起，她明确地有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在那之前，大学的工作每年续约一次，会担心下年不获续约，无法留下来。“如果是本地人，即使失去了工作，他们还是可以一直留下来，仍有地方可以住，但我需要担心这些。”

2007年后，她渐渐参加更多本地组织，又参与义务工作，并开始了在我城的政治参与。后来，她展开了“语言变迁中看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 through language change）的研究，出席了更多与政治相关的讲座和活动，并加入了公民党，在立法会听证会上代表发言，甚至加入香港民主促进会，参与政策研究工作。

港人“务实”　不忘珍惜两制独特性

她曾经有个迷思，不明白为何香港发展得这么好，却常常把“繁荣稳定”放在嘴边，像是很容易会在明天失去般。后来觉得可能是受当年内地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影响，加上儒家思想推崇和平稳定，让“务实”（pramagtic）根植于港人的价值观中。

Jennifer自认是香港人，除了因为住得久而产生的熟悉感外，还因为她长期投入香港的公民社会中，关心这座城市的命运。“我在这城市是‘有份的’（have a stake）。”她说，似在回应特首林郑月娥早前指示威者是“社会上没有地位的人”（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的争议性说话。在Jennifer眼中，很多港人都在追求人生路上的成功，但在今次的抗争中，她看到不少港人在关键时刻会为他们的城市努力奋斗，很珍惜香港的独特性、法治制度和言论自由。“当抗争一直发展下去，我对香港人愈来愈尊重，他们比起雨伞运动时更投入和坚持。”

Jennifer没担心过参与抗争会危害自己的安全，在Facebook上发表相关言论也没什么顾虑。早阵子，她经过中大的书店，看到主题书架上有很多关于社运、警权的书，如《Tear Gas》、《The Politics of the Police》等，她买了两本。“可以说，是香港让我在政治上变得更激进，但未去到会掟汽油弹。当我回澳大利亚时，我应该会更敢言，参与更多政治活动。”

谈到未来，Jennifer说：“无论政府现在做什么，香港已回不去从前了。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我真的担心年轻一代。有人说雨伞运动是失败收场，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是成功的，因为我看到年轻人开始愈来愈能超越早几代人。就算是中学生出来连结人链，他们也很可爱，很值得被尊敬。”

Jennifer认为，政府无法期望人们会像以前一样，相信精英管治，“那些含着银匙出生的在位者，为何总要由他们告诉人们该如何生活？他们不懂普通市民想要什么。”她坦言，无法预料运动的走向，虽然政府撤回条例修订，已经太晚了。“正如（网民回应撤回修例）那个主题标签（hashtag）所指，来得太晚太微小了（Too little too 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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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18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14日）《收集文宣字句　记录地方时空　澳籍示威者：我也是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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