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场上的平权 开展“自订性别”新风气
荷尔蒙检测还可能引起其他法律争议，因为除了先天的双性人运动员，后天的变性人（Trans）也受新例影响。当在法律上肯定了变性人的性别身份，她就不应在参与运动项目时受到歧视，包括被纳入DSD而须接受荷尔蒙检测。美国的《平等法案》（H.R.5） 便指明，体育人员不得以生物学上的性别歧视运动员；故此，在新例之下，美国国家队或只能挑选没有接受荷尔蒙疗程的变性人入队。
虽然变性人身份在体育上仍存在争议，但随着社会风气愈来愈开放，人们也会因此制订出新的规则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比如，现在不少欧洲国家及个别美国州份，已在逐步推动按自我认同（self-identify）决定心理性别，简言之即是“自订性别”。在运动比赛上自订性别，也开始渐渐地为人接受。去年9月，加拿大大学生运动会便接受了自订性别，当中不考虑荷尔蒙因素。美国包括华盛顿在内等18个州，高校学生亦可自报参赛项目；其中，康涅狄格州的两名变性女生就包办了州内100米赛跑的冠亚军。
的确，性别本来是与生俱来的，从出世一刻身份证已作界定；然而，随着社会自由呼声日涨，后天地根据自己意愿改变性别，又或依循心理而非生理去定义自己性别，已逐渐成为世之显学。
去年10月，英国便完成有关变性人的咨询，拟进一步放宽2004年引入的《性别认同法》（Gender Recognition Act, GRA）。该法原已保障了跨性别人士各方面的权利，包括可自行改变出世纸上的性别，但前提是，必须通过心理评估确定有否性别焦躁症，并在过去两年完全以其心理性别生活；至于新建议下的改革，则大幅简化程序并去除了政府角色，容许人们毋须通过任何关卡便能改变自己法律上的性别身份。
法例于2004年生效时，仅约5,000名英国人改变了性别，不过，政府估算全国跨性别人口高达65万，占全国人口约1%；相关落差，反映在法律上登记变性尚非轻易踏出的一步。尤其是，所谓变性未必牵涉荷尔蒙疗程甚而手术，过往便只有三成变性人接受过手术，其余大多数只通过化妆或易服来“变性”，许多变性女仍保留着男性性征。
当然，英国走得较前，相对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重申，变性人没有法律权利去决定自己性别，法律上及社会学上的性别（gender）只能按照生理上的性别（sex）。但无论如何，展望未来，世人对性别以至性取向等的看法料将愈来愈开放，LGBTQIA（见附表）的权益势必有增无减，这特别见诸较重视自由平等的北欧、澳纽及加拿大等地。
无疑，这会衍生新的社会问题，影响到旧有的男女秩序。除了运动场上她们（或他们）究竟应当归入哪个竞赛项目，她们（或他们）究竟应进入男或女的洗手间、更衣室、宿舍，以至监狱，也引发了很多讨论。到底法律上的定义，跟包括体育在内的其他各个范畴，能不能够互相兼容？一旦两者出现矛盾，又应以何者定义作准？
退一步言，随着科技和训练技术不断发展，女性已在体坛上取得不少“巾帼不让须眉”的佳绩。早于1984年的奥运，马拉松女跑手Joan Benoit的成绩已胜过1956年所有男性纪录。游泳项目的男女差距则更小，而着重灵活性、协调性等的滑雪项目，两者分野更是似有若无。就连长跑比赛，1994年奥运15公里的女性纪录已胜过1992年的男性纪录，而1992年的30公里女性纪录更胜过所有男性奥运纪录。
说到底，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男女本来存在差异。不过，由外观分辨、基因分辨、荷尔蒙分辨，以至法律上的分辨，哪一项才是最好的男女分辨方法？甚至乎，男女是否真个有分别？至少在哲学上，所谓“共相”亦即普遍性，到底是自然存在的（唯实论），抑或由人类强加（唯名论）？也无确切答案可言。譬如鸭咀兽，牠应被归类为鸟类还是哺乳类？又如恐龙，牠是爬虫类还是鸟类？踏入LGBTQIA平权时代，男女到底应否作出区分？而且如何作出区分？
荷尔蒙检测乃当前体育界的男女分辨答案，但历史反映，分辨方法在将来不排除会推陈出新。由男女难分界，到难为男女作分界，相关争议相信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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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8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9月23日）《“他们”混合“她们”接力赛跑？ 体坛性别争议：难为男女定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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