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运动员是“她”也是“他”　该如何安排出赛？

2014年，印度短跑选手Dutee Chand被验出睪丸酮含量不正常地高，以致她不得不退出该年的英联邦运动会和亚运会。她当时提出一个抗辩理由，乃根本没有证据显示像她一样的女性由此取得竞争优势。的确，好些研究均指出，睪丸酮对运动的影响因人而异，并无统计学证据支持两者存有关系。2015年，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简称 CAS）便裁定荷尔蒙检测不妥当。换言之，性别检测再次闹出存废争议。

承接上文：“男扮女”跑接力疑云 体坛性别争议：难为男女定分界

2019年，IAAF终于得到CAS的首肯，宣布再次将荷尔蒙检测作为“性发展差异”（differences in sex development，DSD）的性别检验指标，惟今次则把上限由每升10纳莫耳降至每升5纳莫耳。这是基于一宗CAS最新裁决而作出的调整：2009年，南非“双性人”运动员Caster Semenya在IAAF世锦赛以破纪录成绩赢得金牌，她的睪丸酮不单不正常地高，更重要是，她的800米冲线时间亦不正常地好。

仅适用中距离国际赛跑

查阅世界成绩最佳的首2,500名800米赛跑女运动员，绝大多数的冲线时间均在2分钟至2分14秒之间，很少能够快过2分钟；而Semenya的最佳时间是1分54秒，在芸芸女性中绝对鹤立鸡群，甚至逼近首2,500名男运动员所跑出的1分45秒至1分53秒。

IAAF事后以私隐为由，没有公开她的睪丸酮数值（有传媒指，该数值比一般女性高出3倍），但就明确指出，她必须调整至与女运动员相适应的水平，亦即不能超出每升5纳莫耳的上限。该会强调，最新政策调整并非针对个人度身订造，相关上限是基于有卵巢的健康女性的睪丸酮最高水平。本来反对荷尔蒙检测的CAS亦同意了有关修订。

IAAF引述过去数十年的研究数据指，每1,000名精英女运动员中，就有差不多7.1人是睪丸酮含量偏高，比率高于女性人口140倍，而她们亦常常成功跻身颁奖台。因此，IAAF和CAS都认为问题须予以正视，并确定睪丸酮是导致两性体育优势差异的重大主因。事实上，当Semenya接受睪丸酮调整疗程后，她的表现果然倒退了4%。

新修订还收窄了适用范围，由适用于所有田径项目，改为仅涵盖中距离即400米至1,600米的国际赛跑赛事。IAAF指，中距离赛跑是睪丸酮含量提高后，选手表现提升最为显著的项目；而短跑、长跑等其他田赛项目在统计上则无明显影响。以上结果，是根据IAAF及《英国运动医学杂志》（BJSM）的研究制订，后者还指出，高含量睪丸酮仅能提供1.8%至4.5%的竞赛优势。所以，IAAF指，今次是采取了较保守及倾向宽松的态度，尽可能容许DSD运动员参与最多的比赛项目。

有人非议上述研究的有效性，毕竟“双性人”的研究样本不多，而BJSM的研究方法、立场等亦惹人质疑；有见及此，IAAF表明，若有进一步的证据或科学知识指出应合理地收紧或放宽新的规范，会方愿意作出检视。

新修订马上生效，最快适用于将在多哈举行的本届世界田径锦标赛，而相关DSD参赛者则须于新例颁布（即是今年5月8日）后的数天内，将血液样本交予当局进行荷尔蒙检测。

新例要求，在作赛前的六个月内，睪丸酮含量均不得超过每升5纳莫耳，但对本月底开始的多哈世锦赛来说，显然需要“特事特办”。IAAF表示，若有需要，可透过三个方法降低体内睪丸酮：一是服用按日的口服避孕药，二是注射环比的性腺刺激素释放激素（GnRH agonist），三是进行手术摘除睪丸（如有的话）。

包括世界医学会（WMA）在内，许多声音皆批评做法或会产生副作用，影响到运动员健康，譬如会增加体内脂肪、降低血红素浓度、造成肌肉流失，以至提高血管栓塞风险。

IAAF强调，会方并不坚持必须进行手术，至于其余两项则是可逆转的；此外，CAS亦认同相关由医疗专家提供的证据，接受这是世上许多“XX”女性的惯常避孕手段，而相关副作用可透过其他医疗办法纾缓。

睪丸酮检测的“漏洞”

荷尔蒙测试并非百分百完美，还在于时间上的漏洞。举个极端例子：有人在青春期阶段提早注射睪丸酮，其实已够运动员趁发育时大幅刺激肌肉和骨骼的男性化生长，建构出永久优势——也就是说，新例要求竞赛前6个月才限制睪丸酮含量，可能“为时已晚”。

始终，今日运动场上不单斗快、斗高、斗强，且还涉及国家层面的科研较劲，包括比拼谁的医药发展能在提升运动员表现之余，兼可规避荷尔蒙及世界反禁药组织（WADA）之类的药物检测。

不必讳言，服用药物提升表现已是体育界的“公开秘密”。七届环法单车赛冠军岩士唐（Lance Armstrong）便承认了原来一直有服禁药；吊诡的是，他悉数通过了期内共250次药物检测，即使出现阳性反应，他亦顺利以服用消炎药之类蒙混过关。2011年世锦赛的一个不记名调查披露，多达三分之一的选手承认在参与国际大赛时曾经使用禁药，但过去无法通过药检的比率只有1%至2%。

传奇的岩士唐遭褫夺相关冠军衔头，固然哄动全球；而更哄动的是，俄罗斯代表队在2014年的索契冬奥被WADA证实大规模用药，以致该国不单被褫夺一共13个奖牌，多达111名运动员更被禁止参与2016年的里约奥运，而且，那些运动员不能在2018年平昌冬奥代表国家，只能以中立身份出赛。过去，共产国家亦常为运动员注射类固醇提升表现，尽管这为运动员带来更大副作用，包括容易流产、诞下畸胎、有更高自杀倾向，以至于造成心脏衰竭等。

为了赢得比赛、赢得荣耀，由运动员到国家既可能不择手段，那么，国家在培育青年运动员时，预早为她们（及他们）注射额外睪丸酮刺激发育，而运动员亦同意相关安排，实非匪夷所思之事。事实上，为青年运动员预先注射禁药，好使提升效能的作用持续至将来，已不是罕见的操作；当然，相关副作用也会一直缠身。WADA的资源及人手毕竟有限，不可能监察全球每一个运动员或每一个训练场馆的日常运作。

继续阅读：运动场上的平权 开展“自订性别”新风气

上文节录自第18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9月23日）《“他们”混合“她们”接力赛跑？　体坛性别争议：难为男女定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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