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程】沙中线聆讯：我们的楼宇丶天桥丶铁路安全吗？（下）

港铁沙中线去年被媒体揭露红磡站扩建工程出现施工与文件缺失的丑闻，政府其后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探寻连串事件肇因。香港工程界存在的问题，不只于1999年的天水围短桩事件及今天的沙中线工程失误出现。从担任前线工程师，到今天作为大学教授，看香港工程看了三十年的香港大学土木工程学系副教授杨德忠，对香港工程界有什么想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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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杨德忠说“价低者得”的投标标准，有承建商为中标而故意调低其标书价格。台湾早于2017年通过政府采购法修正草案，希望政府部门更多以“最有利标”取代“价低者得”，在考虑标书时不只参考价格，还加入对投标者过去的工作经验、技术、公司管理能力等等项目的考量。

二问：龙门可搬　合约精神何在？

香港地讲求“快、靓、正”。工程师阿盈所在的顾问公司接得最多的是楼宇工程，她说任何客户都希望工程能尽快完成，因为愈快完成工程，愈快收回资金及建筑成本。“他们个个都想快，会把工期计算得很赶，有机会是到了现场做不了的。”她解释，工程时间有一半用来兴建结构，另外一半时间用来设计图则、向政府来回呈交文件。例如当工程需要修改图则时，顾问公司要向屋宇署重新呈交图则审批，这样一来一回要接近两个月时间。

阿盈说，很多时候，即使公司明知工程期很赶，仍然硬着头皮去做，“他（业主）会觉得你这家公司做不到，但隔壁那一家做得到，所以（公司）为了成功接下（合约），就‘硬食’，尽量达到工期要求。”近年，香港建造业人手持续不足，一旦要赶工，无可避免要加聘人手，但在人力市场需求远超供应时，公司便需提升薪金“抢人”，导致公司在每个工程项目利润减少，“这是个循环。因为赚得不多，惟有接更多工程平衡成本与支出。”

在承建商担任工程师、负责根据图则施工的阿豪则说，赶工压力不只来自客户，更多的来自公司本身。他解释，在地盘每一天都是金钱，包括租借机械、工人日薪，“如果是做马路工程，是每天算帐。所以早一天完工，公司便多赚一天的钱。”假如工程因承建商自身的问题而延误，则按合约内容逐日计算罚款。

现时，香港工程除了有“设计—建造”，也有另外两种合约：“设计－招标－建造”，即由身为土地拥有者的业主聘用的顾问公司提供设计图则予承建商投标，中标者负责施工；“设计－建造－营运”，较多出现在基建工程项目，同样地是由一个承建商负责设计及施工，另外亦承担项目日后的营运工作。

在沙中线聆讯中，取得此项目兴建及营运权的港铁、总承建商礼顿与屋宇署就红磡站东面连续墙设计改动是否需要咨询政府有分歧：港铁及礼顿指连续墙设计改动不涉结构安全，故不须通报；屋宇署则反驳指连续墙及层板属地基工程，虽然沙中线项目有豁免文书，但地基工程并不在豁免申请范围之内。

“判头是否可肆意更改设计？”拿着这个问题问分别在顾问公司及承建商担任工程师的阿盈与阿辉，两人异口同声说绝对不行。“如果地盘对设计有任何改动，必须先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原始设计是根据我们计算安全系数的程式做。”阿盈解释，地盘确实存在很多变数，特别是地基工程，因为在泥土下看不到的问题比较复杂，所以施工时不能完全跟从图则也是无可奈何的，不过她坚持，地盘人员要先向他们汇报问题。“如果他们改了而我们没有检查的话，会有危险。例如结构工程不按设计施工，建筑物有机会不够支撑（力），这些是我们顾问公司画设计图时便计好数，计好要多少承托的。”

记者问：“判头是否可肆意更改设计？”工程师阿盈答：“如果地盘对设计有任何改动，必须先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原始设计是根据我们计算安全系数的程式做。如果他们改了而我们没有检查的话，会有危险。例如结构工程不按设计施工，建筑物有机会不够支撑（力）。”

阿盈解释，她的职责是按照工程安全系数及业主构思，为工程项目设计图则，并监督承建商施工过程是否依照图则兴建，“地盘（承建商）没有权私自改图则，一定要由我们（顾问公司）来改，改完才交予政府审批。如果是由承建商由设计到兴建一手包办，中间少了点什么，是没有人会知道的。我们（指顾问公司与承建商）是互相监督的关系。”在地盘工作的阿辉认同，顾问公司设计图则时，并不了解地盘实际情形，例如是在地底挖到古物，或是有原来图则没提及的水管。这些地盘存在的变数，如果在时间不紧迫的情况下，都会预数天时间予顾问公司更改设计，再等新图则到手才继续工程。

“屋宇署以前叫ordinance office（建筑物条例执行处），顾名思义，就是执行建筑物条例。当然， 你守了例不一定代表安全，你不守也未必是不安全。”杨德忠用双手比了两条直线，右手用力向前比划，“法例既然存在，便一定要遵守。怎么可以不跟法例做？你可以说条例‘戆居’，可以说条例‘保守’，如果是条例出了问题，就拿到立法会去改、叫议员去改，但不能说它不合理，所以不遵从。”

沙中线聆讯上，钢筋扭进多少米才算安全成为关注焦点。调查委员会委聘的独立结构工程专家Don MaQuillan直指政府的安全标准37毫米是“随意选择”、过于严格，推断32毫米已算达标，政府反驳称标准由螺丝帽供应商厘定。另一边厢，承建商礼顿的专家指26.4毫米已达标。杨德忠坦言无法理解这种说法，“（扭多少个圈才叫安全）不是一个承建商可以做的决定”。由承建商同意与业主签约的一刻起，即代表双方在条文上已达成共识，然后一同履行合约。

“承建商是答应了履行合约内容，你不能签约后反过来说合约条文太过严格而不能履行，你落价时应该预视这个情况。”他举了个例子，某人想要订做一张书台，抽屉手柄要镶一卡钻石，家私舖报价后双方同意并签约，钱也收了，就不能以“不现实”为由，自作主张以胶粒取代钻石，即使这个替代方法“也是拉到（抽屉）的，是安全可用的”，但仍是违约。

这是杨德忠口中“老一辈”尤其重视的“合约精神”，“以前合约没写得那么仔细时，最重要是有四个大字：‘照图做图’。”他接着说，“由你落标那刻起，你是看清合约要求才落。没有人骗你，合约上讲明要求，而我写好一个价钱，你也是同意这个价钱才签约的。”

三问：工程师的专业界线是什么？

你不会有一天在天桥走着走着，突然问它是否安全。普通市民对一个专业只能抱以信任，相信专家的训练，相信他们考到牌，是因为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

“注册工程师的职业操守要求一如其他专业人士。例如，为何你会信任医生，他开什么药你都吃？为何你不会先去查一下？你信任他，因为他是一个注册的专业人员，医生如是，律师如是，工程师也一样。”说到专业，杨德忠连珠炮发地说，“你不会有一天在天桥走着走着，突然问它是否安全。普通市民对一个专业只能抱以信任，相信专家的训练，相信他们考到牌，是因为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

对他而言，“工程师”这个名衔不独意味着修桥舖路，还承载着社会责任。“工程师的责任是把设计做到安全且经济上可行。有时候设计会过份保守，特别是地基工程，做得更大一些，更保守一些，也就会更安全一些，但同时也会增加成本。这些钱不是出自发展商身上，不要那么傻，多了的成本是反映在楼价，你将来在那栋楼楼下吃的云吞面也会贵点。这笔钱将来是会转移到这个社会的。这是社会成本，是要大家一同付的。”

杨德忠曾驻守地盘工作，也入过政府，担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助理秘书长，如今已于大学教学十多年，其间不时替工程公司担任顾问。他回想当年任前线工程师时，地盘有很多小细节可以“出猫”避开安全测试，例如石屎抽验，“我知道我的石屎是不好的，那就换另一处的石屎拿去检测，因为现场与检验的实验室之间也有段距离，要换不难。但后来（技术进步）石屎测试不经人手，就连计算石屎的大小，只要放进一个箱，用红外线加加减减，便有资料直出电脑，现在检测很少‘出术’。”

技术进步使得工程可行性增加，按理说也可使工程安全质量更有保障，但沙中线丑闻不但令一般市民担心本港工程质素，一些行内人也发出行业水平每况愈下的感慨。杨德忠便曾与另一土木及结构工程师苏耀坤在接受访问时提到新入行的工程师质素愈来愈低。

为什么要“倒自己米”？他没有直接回应，而是举了一个场景：“8亿有多少个零？8亿的2%是多少？”一般人听到这条问题，第一反应必然是先呆一呆，再摊开手掌数数手指，但如果是在地盘实战过的工程师，对数字的反应就会很快。“8亿？1%便是800万，为什么会知道？因为通常工程经理收钱是收百分比。数惯了就自然会知，你如果慢慢计算，就会算到天都黑掉……但现在的问题是，教授也是数手指的。当教授不懂，你怎能预期他教出来的学生懂呢？教授可能做研究很厉害，特别是大学重视排名，校长要求教授写多两篇论文，但教授实际上没有做过工程。当老师的前线工作经验不足，你如何教好学生？”

在大学修读土木工程学系的阿辉也说，学校主要是教画图则、教计算工程数字、学习理论，如果毕业后是于顾问公司工作的话，那么在大学学到的有七至八成可派上用场，但如果在承建商任职或驻地盘工作，学校所学的只有一至两成有用，“地盘工作很多时要同工人合作，而第一件事是要学看图则，但学校不会有一科特别教你怎样看，有靠多跑几个地盘慢慢摸索。”

8亿？1%便是800万，为什么会知道？因为通常工程经理收钱是收百分比。数惯了就自然会知，你如果慢慢计算，就会算到天都黑掉……但现在的问题是，教授也是数手指的。当教授不懂，你怎能预期他教出来的学生懂呢？教授可能做研究很厉害，特别是大学重视排名，校长要求教授写多两篇论文，但教授实际上没有做过工程。当老师的前线工作经验不足，你如何教好学生？

在沙中线的聆讯中，专家争拗螺丝帽扭到多少才算稳固，各执一辞，普通市民不禁有疑问：难道工程真没有统一标准吗？为何同是专家，却给出截然不同的判断？杨德忠闻言笑了一笑说：“在公在私，要为自己的专业讲操守，也要保护名声。常有学生笑说你做专家的钱很易赚，但（实际上）每次站到证人席，都是押上你一生荣誉。”

沙中线最终报告预计明年公布。这次聆讯，有人的专业被肯定，有人则被质疑。聆讯提到，红磡站北面连接隧道渗水，开凿石屎时发现有钢筋未接驳，除了找不到任何“检查及测量申请表格”（RISC）作记录外，其中一个负责的工程师表示自己只负责倒石屎前检验，而不是检查扎铁工序，故当时没发现钢筋情况。这种互相推卸责任的说辞于整场聆讯不时出现，政府与港铁之间的监督制度固然出现问题，同时要问的是，相关人员是认真看待自己的“专业”，还是只视其为挂羊头的虚名？

上文节录自第18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9月23日）《拆解土木工程专业失守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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