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当代典型的政治挑战
由澳大利亚悉尼、印度德里、德国柏林到美国纽约，上周五（9月20日）各地民众拥挤在街头，高举环保标语，叫喊着口号。这场由16岁瑞典少女通贝里（Greta Thunberg）发起的全球示威能否如其所愿，促使各地政府推动减排政策，应对日益严峻的极端气候问题？
通贝里去年发起“为气候罢课”运动，当其他同学回校上课时，她跑到国会大楼外示威，要求政府依照《巴黎气候协定》减少碳排放。她的抗争持续多个星期，叫人佩服，不但吸引了逾百个城市的学生以各种形式响应罢课，她亦登上《时代》周刊2019年百大具影响力人物，更获瑞典国会议员提名角逐今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不论最终获奖与否，她和平推动环保的努力已是全球共证。
本周一（9月23日）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举行前，通贝里的运动再次引发全球大罢课。澳大利亚单是墨尔本的示威人数便达10万，全国逾2,500家企业参与罢市；在德国柏林，8万人齐集勃兰登堡门响应号召，总理默克尔同日宣布在2030年前斥资1,000亿欧元推动环保，尤其是投放在零排放的公共交通上。
社会运动的世代差异
这场席卷全球的运动由年轻一代领导。除了通贝里及各地许多学生响应号召外，参加者举起“支持我们的学生”、“聆听我们的孩子”等标语，可见许多人以学生为是次全球抗争的主体。由环境科学家组成的忧思科学家联盟（UCS）亦发布“成年人手册”，形容这次运动是由青年发起，并建议成年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声甚至身体力行参与罢工，“以示其与各地青年同行及对他们的支持”。
领军的角色落在青年身上，很大程度上因为年轻一代本身就是气候变化问题的最重要持份者。气候暖化的过程虽难言长，但也绝对不短，全球气温预计最迟会在2050年上升摄氏1.5度。现时全球发达地区人口平均寿命约为80岁，以此推算，到了2050年，目前50岁或以上的人许多已不在人世，换言之亦不用面对届时因全球暖化而出现的生态灾难。但目前十多岁、二十多岁的年轻一代，在2050年多有家室。正如通贝里去年在TED大会（跨界对话平台）演说时表示：“大家构想未来时，不会想及2050年后的世界。我们当下做什么、不做什么，却会影响我一生，并影响我的孩子、孩子的孩子。”从跨代正义的角度看，若我们现在的消费及生产会由数十年后的人类承受恶果，怎可能称得上公义？
年轻一代成为抗争骨干，当然也可能因为资讯世代的青年比以往更多途径关心社会。去年3月由中学生领军的美国80万人促枪管示威便是好例子。然而，不论是跨代正义抑或政治启蒙年轻化，毋庸争议的是多个民调显示，青年的确比上一辈更关注气候及环保问题，认为人类在令全球暖化。由此可见，气候问题俨如一场世代之争，好像在脱欧问题上英国年轻人较拥抱欧洲、年长者倾向脱欧，及同性婚姻上美国青年较支持、上一辈较抗拒，社会不同年龄层因为价值观及认知等原因对社会议题取向各异，须寻找最大公约数甚至互相妥协。
纠缠不清的金权政治
理应浪漫的青春要花在街头之上，或多或少反映出年轻人对政府的失望。正如上周五大罢课前，通贝里在美国国会出席听证会，抱怨政府没有聆听科学家对全球暖化的警告：“我不是要你听我说，而是要听科学家说。我希望你们以科学为基础，采取实际行动。”
何以成年人没有听科学家说？能源开发、工业生产等人类活动排放大量二氧化碳，温室效应令全球增温，是初中生也明白的显浅道理，但现实是世上仍有不少人相信“全球暖化否定说”，认为全球暖化非人类活动造成。英国调查机构YouGov及剑桥大学最近的调查发现，印尼、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分别有18%、16%及13%的民众相信“否定说”。
“否定说”有市场，背后庞大的宣传机器“功不可没”。“否定说”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保守派科学家，主张全球暖化的主因乃太阳黑子活动，而气温升幅亦在合理的范围。纵然部份人或许真心相信，但不少宣传乃出于政治动机或利益。例如支持“否定说”的马来西亚裔科学家Willie Soon，便被揭发接受石油巨企埃克森美孚数以百万美元计拨款。事实上，这间公司早于1981年已知道使用石油可能导致全球暖化，但多年以来仍然支持“否定说”，拨款据估计已逾3,000万美元。雪佛龙、前称英国石油的BP、蚬壳等能源公司，同样大洒金钱在“否定说”的科研或宣传上。
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千丝万缕，例如一直反对减排政策、重金支持“否定说”的美国科氏工业，便曾因为共和党众议员支持减排政策而终止对其提供经费，改为支持其茶党同门对手，最终将那名支持“否定说”的茶党人送进国会。不只在环境政策，也不只在美国或一两个国家，金权政治显然在不断蚕食各地民主政治，令政策向经济上的既得利益者倾斜，并以广大民众的福祉作为代价。考虑到这种扭曲操作的现象，便不难理解为何连青年也要上街疾呼，但仍不易令政府大幅度减排。
难以取代的政治协调
美国总统特朗普绝对是“否定说”的支持者，他上任数月便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委任埃克森美孚的主席入阁，其至今两任环保局局长都对全球暖化说有保留，反对大幅度减排政策。面对这种局面，有人提倡绕过政府来推动环保。大企业自愿节能、减排，个人的日常生活减少耗费资源，可以为地球做的事情还有不少。
然而，仅靠社会自发来推动减排，只怕过于理想化。根本的问题在于，许多环保做法都似乎损己而利人，难以提供足够诱因。举例说，在炎炎夏日不开冷气，为此承受的煎熬并不易受，即使能省下一点钱，许多人也会认为得不偿失。做一件道德上值得称许的好事，但会减损自己的益处，试问有几多人会持之以恒？再者，个人环保习惯，例如坚持夏天不开冷气、多以单车代步等，对减缓地球升温的作用几乎看不见。气候变化之浩大对比个人努力的微小，难免令许多理性的人相信，个人减排根本没有实际效果。
这种困境无疑提醒了我们集体行动之必要。尤其在近年，世界各地吹起反建制风潮，社会普遍都不信任政府。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地的投票人数仅为合资格选民的六成多，美国更只得五成半。毫无疑问，建制应该被批判及改造，但我们并不能因而完全对政治失望，或只留在体制外反建制、反政府。毕竟许多社会问题并不能靠个人或企业等民间层面解决，而必须由政府协调，并可能要在过程中取舍及妥协。一个民主政体要运作得有生命力，不可能没有广泛而积极的公民参与。
超越国界的全球公义
气候变化是当代典型的挑战，还因为它超越国界，如难民、经济剥削、疾病等问题般须国际社会合作。若然一个国家的政府愿意减排，而另一个国家不肯，最终只会事倍功半。然而，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令合作变得困难。第一是影响差异，例如全球暖化而令海平面上升时，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夏威夷的小岛、上海和香港等沿岸城市将首当其冲，海岸线较短的国家则影响较小；第二是责任差异，目前四分之三的碳排放来自12个国家，照道理责任应该最重，加上许多已发展国家自工业革命起经济活动蓬勃，对今天的全球碳含量可谓责无旁贷。
虽然国际社会于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已认同各国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在这两种差异之下协调公平的机制以集体减排却很困难。有的认为，应以经济体及碳排放量为标准，按比例减少碳排；也有人主张，已发展国家应承担较大责任，避免因为减排而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但归根究柢，此等问题也非不能化解，例如已发展国家可透过能源科技的援助，让发展中国家减排的同时仍能发展其经济。真正的问题在于不同国家的政府是否有足够的互信，愿意为了全球特别是下一代的福祉而牺牲。特朗普便率先以行动表明，他并不相信国际社会合作，因而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全球化”听起来已经陈腔滥调，但的而且确愈来愈多问题必须在国际层面方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可谓其表表者。正如历史学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21世纪的21堂课》中指出，本世纪人类面对三个跨国界的挑战，即核战、气候变化及科技的颠覆。而人类正经历的气候变化之所以难解决，与民族主义或单边主义不无关系：若以一国利益优先，便难以与其他国家携手付出。“对气候变化的怀疑，通常来自国族右翼，这并非凑巧……因为没有国家能自行解决全球暖化的问题，民族主义政客便倾向相信此问题根本不存在。”
上文节录自第18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9月23日）《气候变化——当代典型的政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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