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姓名排序再倒转　“脱亚入欧”后回归传统

本月初（9月6日），日本政府决定修改官方文件中日本人英文姓名的拼写顺序，由原来欧美式的“先名后姓”，改为日语传统的“先姓后名”。例如，首相安倍晋三便由“Shinzo Abe”改为“Abe Shinzo”。很多人认为，这个改变似乎只是限于官方的“小改变”，根本谈不上有何重大影响，不单只多数外媒仍旧使用原来的排列，不少日本民众也认为改变无关紧要。然而，官方“正名”之举或许予人“小题大做”的印象，但其实反映了日本政府意识形态上的转向。

日本政府这次改变姓名排序，严格而言不能称之为“倒转”，而是“倒转再倒转”。日本人的名字排列跟东亚绝大部份地区一样，传统上都是“先姓后名”，直至十九世纪末明治维新、实行了一系列的“西方化”政策后才有所改变。为了便于与当时的西方列强交流，日本有意识地将拉丁字母化后的日本人名，以“先名后姓”这个西方习惯排列。如今，日本官方把顺序再次倒转，回到传统，代表了什么？

要了解这点，我们必须了解日本现代化的思潮与政治取向。在近代之前，日本虽然从未似朝鲜一样成为中国的藩属，但亦一直积极吸收中国文化。然而步入十九世纪，日本目睹中国在鸦片战争等一连串对西方的战事中战败，加上在1863、64年间，在萨英战争、下关战争等对西方列强的小磨擦中，开始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国家思潮一举由原本排外的“攘夷”转向对西方开放的“开国”方向。

1867年德川幕府倒台（“大政奉还”）后，新成立的明治政府怀着“不想像清朝一样被西方列强玩弄于股掌”的恐惧心理，开始不顾一切、倾尽精力进行日本“现代化”，进而展开了世人熟知的明治维新。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中言简意赅地指出，“不管好坏如何先建设起近代国家，原本就是维新成立的大目的”。而在十九世纪日本的思潮当中，所谓“现代化”几乎就等于“西方化”—只要“从头到脚”将西方的制度、文化、理念搬到日本，便可得到足够的实力对抗外国入侵，保全日本独立自主。日本人几乎不加思考地全盘西化，甚至被当时的欧洲人戏谑为猴子。在不少的西方政治漫画当中，日本人都以猴子的形态出现，可见连西方人也认为日本人几乎是盲目地学习西方。

邻国沿用先姓后名排序

日本一心想要向西方先进地区靠拢，鼓吹这种思潮的佼佼者是思想家福泽谕吉。他在1885年发表不署名文章《脱亚论》提倡日本须与其他“野蛮”亚洲国家断绝关系，并与欧洲列强为伍，形成了所谓的“脱亚入欧”论。二战期间，日本虽然一度与西方国家交恶，但在二战后又再以美国盟友的身份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分子，故而又有所谓的“脱亚入美”论。

日本人的“姓名”本身也是近代化的结果。在江户时代（十七世纪）或以前，只有较有地位的阶层如贵族、武士等才能拥有姓氏，一般平民百姓都没有姓氏。明治维新后，一方面为了户籍管理方便，一方面也是为了公平起见，平民开始拥有姓氏。1875年日本更颁布了“平民苗字必称义务令”，强制皇室以外的所有人必须拥有姓氏。但另一方面，“姓”与“名”孰先孰后，本身就是单纯的文化问题，并没有哪种排列比较优胜。西方固然有其值得学习的地方，但“先名后姓”的排序充其量只是令日本人“看起来”更像西方人，日本人执意学习，只是反映了与亚洲割裂、亲近西方的意识形态。

那么，将排序“倒转再倒转”回复传统，便是向这种崇拜西方的思潮作出反思。当初被福泽谕吉认为野蛮落后的亚洲同侪如中国、韩国，虽然一度衰落，但在二战后却先后浴火重生。纵然这些亚洲国家都在学习西方进行现代化，但她们并没有仿效日本“脱亚入欧”式般不管好坏地学习西方文化。既然没有“脱亚入欧”的意识形态，东亚诸国在近代化过程中，更没有必要故意跟从西方“先名后姓”的排序方式，而是理所当然地沿用传统“先姓后名”的习惯。

如果翻查外国媒体，不难发现大部份东亚人名的英文名称都是按传统的“先姓后名”排列，例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拼成“Xi Jin ping”而不是“Jinping Xi”、韩国总统文在寅是“Moon Jae-in”而非“Jae-in Moon”、朝鲜领袖金正恩是“Kim Jong Un”而非“Jong Un Kim”、台湾总统蔡英文是“Tsai Ing-wen”而非“Ing-wen Tsai”。唯独日本人的名字是以“先名后姓”排列，安倍晋三没有写成“Abe Shinzo”，而是“Shinzo Abe”。

西方困局迫使日本反思出路

“先名后姓”乃过去日本囫囵吞枣进行西方化所留下的历史产物，曾经令日本人“看似文明”，亦代表了其对自身传统的全盘否定和对西化主义的全盘接受。但在现代多元主义下，这显得与亚洲邻国格格不入。时移世易，明治维新已过去140载有余，当初被轻视的亚洲各国渐渐挣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像中国、韩国等更是亚洲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日本人也开始反思是否要全盘学习西方，以及自身与亚洲同侪的关系。

早在2000年左右，日本文部科学省已有人提出，应尊重文化多元，不应盲目以西方习惯为尊，建议政府把日本人的英文姓名顺序改回“先姓后名”的传统。但这个建议多年来并没有得到政府重视，甚至有反对声音认为多此一举。

时至现在，日本官方才接受了这个建议，有不少分析认为是日本官方正在反思过去盲目崇拜西方的理性。必须承认，“脱亚论”有其历史背景，十九世纪的日本甘于被嘲笑为猴子，也想尽快西化以及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同。然而，近年日本亦开始意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社会、经济等方面都陷入发展困局，日本不能再一味依赖西方，必须正视亚洲的地缘政治关系。

甚至有人认为，改换姓名顺序虽然只是一个“小动作”，但也许代表了日本“脱欧入亚”的新意识形态。巧合的是，推动“脱亚入欧”的代表福泽谕吉在占据日本最大额的万圆日钞刻印人物三十多年后，在今年为庆祝新天皇登基而发行的“令和”新钞中“功成身退”。到底这是否意味着日本思潮的微妙变化，值得我们继续观察。

盲搬外来制度或“水土不服”

十九世纪时，中国也曾发起“洋务运动”进行近代化改革，更时常被拿来与同时代的明治维新相比较。过去的研究总喜欢将洋务运动之失败归结于清廷只知道外国的船坚炮利，而没有像明治维新一般全盘西化。这种历史线性发展观曾经盛极一时，到了冷战结束时，日裔美籍政治学者福山更出版《历史之终结与最后的人》，宣示人类历史只有一条路可走。

西方民主政治近年遭遇严峻挑战，迫使福山反思其主张，那种“全球通用”的线性想法亦愈发受质疑—不同的国家地区各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实在不能一概而论。冷静下来一看，全盘西化是否就是唯一的道路，的确值得反思。西方制度、价值自有其值得学习之处，不过不问后果地将西方的一切“搬字过纸”，也未必一定就会成功。美国及西方在过去几十年不断将自身制度和价值观输出到其他地方，但这些制度却时常有“水土不服”的情况。从伊拉克重建，到“阿拉伯之春”都奉西方民主制度为尊，但却未能带来有效管治；乌克兰革命后，国家更陷入亲西方与亲俄的二分局面、东部长期陷入战乱。

在近一个半世纪后，日本将名字排列修正回传统顺序，正好告诉我们人类文化是多元的，不存在唯一的真理。日本的例子也可帮助我们反思近年香港的争议与局势。香港正面对多重深层次矛盾，但是否不论好坏全盘学习西方，便能解决这些问题呢？香港在思考改革时，不能再停留于“脱亚入欧”式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应该认真考虑自己独特的情况，探求怎样的方法才能务实回应香港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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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8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9月16日）《日本姓名排序再倒转 “脱亚入欧”后回归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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