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专业.五】别让政治夺去教育灵魂──与程介明对话

撰文: 陈澔琳
出版:更新:

暑假落幕,但香港的纷乱仍未划上休止符。面对少年上街示威,大专、中学生罢课,教育界承受着接二连三的批评。每当社会出了乱子,总有人将问题的症结放在教育上,曾被捧上天的通识科仿佛成为了洪水猛兽,香港大学前副校长、教育学院荣休教授程介明提醒,别错判香港,更别让政治令教育及老师失去灵魂。

程介明自四岁后便没离开过学校:大学时期已执起教鞭,上世纪七十年代创立培元英文书院,多年来钻研教育政策,活跃于本地以致国际教育界。早于1982年,国际教育专家访港,检讨香港整体教育状况之后,建议香港教师应该成立一个专业组织,成为教师在学校以外进行专业交流及互相促进的专业发展平台;此组织的成员,应该不分等级及类别,最终目的是为了学生利益而让专业教师集合起来。两年后,政府回应指未见需要,但可邀请教育界自行订立守则,提升教师的专业精神。1986年,教育界成立“守则筹备委员会”,程介明是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讨论及参考其他地区经验订立守则。而1994年守则推出后,程介明成为教学人员专业操守议会首任主席,惟迄今一个属于教师的专业议会尚未成立。

反《逃犯条例》修订所引起的抗议浪潮持续,不少年轻人走上街头,其间亦有教师卷入发表仇恨言论事件当中,教育界进退失据,一方面面对煽动学生的批评,另一方面被提点要谨守“教师专业”。程介明说,教师是一个专业与否,早于七十年代也颇有争论,而判定教师属专业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教师不能只跟从规矩、按本子办事,有着专业自主(Discretion)。专业自主是教师专业的核心价值,以服务对象的利益为重,这继而衍生问责问题。

8月22日,有中学生发起集会表达诉求。(资料图片/郑子峰摄)

教师专业 贵在自主自觉

已故英国教育学者Maurice Kogan在1985年提出“教育问责”(Educational Accountability),可分为三方面:

1. 行政问责:遵从法律条例、教育政策、校规等等;

2. 市场问责:令学生、家长、未来雇主等服务对象感满意;

3. 专业问责:根据自身专业知识、判断及经验,以学生全面发展及长远利益依据 。

程介明指出,三者中专业问责最常遭忽略,而专业问责附带着教师的专业权利如因材施教的权利,因此需要一套专业守则用作制约,《专业守则》据此而撰成。

守则制订时,香港社会未趋泛政治化,但社会在变,当教师不再单纯依自身使命教书,便会引起各式争论,然而教师专业自主权不单带来更大的责任,当中的道德包袱亦可能重于常人。社会道德标准在变,程介明强调《专业守则》并非死硬规条而是道德原则,需要倚赖教师专业判断,执行时自觉才是最重要,认为当下形势正好促使教师检视反思各种底线。

香港教改由董建华时代开始,董建华早前批评通识科失败。(团结香港基金图片)

香港教改由董建华时代开始,2000年教育统筹委员会发表《终身学习.全人教育—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议》后,教改雷厉风行,当年被称为“教改三头马车”的梁锦松、戴希立及程介明到处推销改革目标,香港遂陆续推行母语教学、三三四高中课程及考试改革等。十九年过去,本地教育制度经历巨大变化及惹来不少质疑,当中通识教育由选修到必修必考,推行至今争议未曾止步。

当年,推行通识教育的原意是让学生拓宽学习领域,应付全球化下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及多元社会发展。这些目标益处多多,因而获得多位位高权重人士力捧,只是时移世易,剧情今天倒转上映。董建华公开批评通识教育“失败”,令年轻人“出问题”,需要想办法改变;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上月底(8月28日)发表评论文章批评教协煽动学界“强力表达”政治诉求,当中亦有提及通识科,指它原本旨在培养学生批判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却被“别有用心者”挪用以输出偏激政治观念,提出香港平息风波后应“对通识课程和国民教育纠偏补缺,从机制设置上避免政治黑手伸进校园”,让爱国爱港教育深入人心。

程介明当年没有参与通识课程的设计,如今,已退休的他定期在报章撰写教育评论,近日谈得最多的却是通识教育:

“因为社会上的政治撕裂而迁怒学校里的一门学科,那是很奇怪的。里面的思路大约是:一、目前的社会不安,主要是学生与年轻人;二、学生与年轻人的行为,教育要负责;三、教育的罪过,在于教师唆摆学生;四、而这种唆摆,是由于有了通识课;五、通识课的罪行,在于开放出很大的空间。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只是猜想与误解,难以站得住脚。”
港大前副校长 程介明
程介明认为,因为社会上的政治撕裂而迁怒学校里的一门学科,那是很奇怪的,而且很难站得住脚。(罗君豪摄)

“他们太看得起教育,将它的作用看得很大。”眼见通识科变成政治战场,程介明这样形容当下极力批评该科的人。他指出,教育并非机器可生产一模一样的学生,在社交媒体影响下,教育的作用被削弱,“教育的功能有限且受社会制约,虽然说教育为了未来,但目前为止,教育都是传递旧有东西。”他解释,并非说教育没有前瞻性,但知识并非仅靠教师将课本内容灌入学生脑袋里,更靠学生不断与外界接触、获取不同经历,逐渐形成对问题的看法,每个人经历不同,自然得出不同的结论。

“有人说通识教育通通不识,教师也不明就里向学生宣传反共等等,这完全没有根据。”程介明说,不排除有个别老师这样做,但整体氛围并非如此,不少老师都下了不少教学工夫,通识亦并非只谈政治。通识课程的六个单元,现代中国与今日香港各占其一,其余是人际关系、全球化、公共卫生、能源科技与环境。他强调,通识科的好处在于学生能学习分析,利用论据支持论点,让学生在变幻莫测的社会中,拥有独立思考、寻求明辨的能力。

上文节录自第178期《香港01》周报(2019年9月2日)《 与程介明对话—别让政治夺去教育的灵魂》。

相关周报文章:【逃犯条例】未历伞运 不识黄之锋:中学生的政治启蒙(上)【逃犯条例】未历伞运 不识黄之锋:中学生的政治启蒙(下)【逃犯条例】聆听年轻人心声 田北辰倡“任闹”沟通会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