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性罢工于香港消失？
因为8月5日的反修例政治性罢工，社会突然意识到香港这个“返工揾钱”至上的城市，竟然有不少人愿意罢工一天。不少人质疑“8.5罢工”是例外，然而翻开历史，香港从来不乏政治罢工的经验，上世纪前半叶的几次大罢工更可谓声势浩大。为什么当年可以成功号召大罢工？又有什么原因令这个城市忘记了罢工的力量？罢工难，政治性罢工更难。在现行法律上，政治性罢工没有明确保障，换言之，当参与者因政治诉求暂停工作，或会因而被雇主解雇。诸如运输业等“手停口停”的工种，都面对较高的罢工风险，但偏偏这些工种才是罢工是否成功的关键，因此，有人形容政治性罢工就是要“赌了自己份工”。
话虽如此，香港历史上仍有不少人愿意“赌了自己份工”。上一次的大型政治罢工已经是上世纪六七暴动期间，由亲中的工联会发动的反英抗暴罢工；再数上去，就是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和1922年的海员大罢工。单从这三场大型罢工，可见香港其实有一定的政治罢工的历史。
这些历史固然受香港在中国内战和冷战格局下的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例如1922年的海员大罢工，起初源于华人海员争取加薪，但当工人集体回乡时，就得到当时中华民国的广东政府经济支持，令罢工多了不少政治意味。及后的省港大罢工，更显然是受当时的民族主义风气影响，主要的诉求都是针对港英政府对华人的不公平待遇。
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香港就无可避免地成为国际冷战格局下东西方互相斗争的场所；六七暴动时自然受内地文化大革命气氛影响，加上工联会在香港积极动员，港人的民族情绪被激化，出现了连续几个月的“反英抗暴”斗争，政治性罢工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策略。
既然香港从来不缺政治罢工的经验，为何六七暴动后，就再无成功的大型政治罢工呢？
其实，1989年“六四”惨剧之后，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原本计划将6月7日定为“死难同胞哀悼日”，呼吁全港罢工、罢课、罢市，并举行集会。
然而，当日凌晨在油麻地碧街附近发生骚乱，数以千计身份不明人群在弥敦道近长沙街至碧街一带聚集，当中有人破坏、纵火及袭击警察。警方出动大量人手应对，施放几十枚催泪弹，并拘捕十几人。《明报》曾经报道，“一批为数约数十人的男子，部份身上有纹身，分驾多辆挂有十七军及十八军字样的黑布在车上，沿着弥敦道向尖沙咀方向行驶”。《星岛晚报》则以“北京电台广播暗示乔石担大旗 滋事分子闹事悼念集会全销”为头条报道。时任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其回忆录《大江东去》记载，收到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邓莲如的电话，引述警方情报指内地派员来港捣乱；司徒华为避免影响集会以至整个民运，紧急取消了6月7日的全港三罢及游行。
历史的转折罢工消失 工会淡出
“中共派员捣乱游行”的说法固然疑点重重，亦曾被人质疑为何北京要派员袭击中资机构、六四后三天北京还有没有心思关心香港等等，有关疑问的确有待更多历史资料曝光才能解答。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当时主要的政治性工会联会—工联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的退场。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回归之途已定，国共斗争意识退却，与台湾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港九工团联合总会影响力逐步减退；与此同时，工联会则开始走入建制，为配合内地利用香港作为对西方世界的窗口角色，该会在罢工等工运问题上也变得温和。
在1967年事件之前，工联会是经常支持或直接号召罢工的，但在该年工联会之失败，却导致其退至一个“后座”之位置，而在发生工潮时，仅对那些非正式之罢工委员会提供协助与辅导，但是随后因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改善，同时香港作为中国外汇来源之地位，亦日益重要，因此工联会所采取之姿态，亦渐趋温和及妥协。而这种策略取向，更在1978年中国对外采取“开放政策”后，进一步加强，日益明显。但是在1982年稍后，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访问北京，以及就十九世纪之中英条约（其中割让香港，以及订明1997年将租借之“新界”交还），发表声明。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亦作出回应，表明中国在1997年若收回整个香港之意愿。此后—特别是在1984年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其随着之条约后—工联会之领导阶层，为了保持香港之安定繁荣的需要，似乎并不鼓励罢工。而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雇员最激烈之工业行动显然来自公共与社会服务行业这此分系—他们行动之主要方式，是较为倚赖例如示威及“不合作”运动等方式，多于直接进行罢工。
除了政治因素，香港人口和产业结构的转变亦影响了劳工运动的发展。战后婴儿潮，香港至七十年代中期的工作人口增加了接近一半，加上产业转型显著，不少有工会传统的行业如航海、纺织、电子业等都萎缩，而新兴的服务业虽然新增大量工作人口，但工会人数却未有按比例上升。据《两代纵横》所述，“就是那两个有政治倾向之工运中心之属会，似乎在招收新会员之吸引力亦在下降中：因此他们不只未能有效地利用近期颇为有利之经济、社会及政治环境及条件，去开拓他们新会员的范畴（似乎与七十年代早期所表现之招聘活力相距甚远），甚至它们似乎有困难去填补因退休、转业等原因而出现之正常会员流失量。”
新中产阶级兴起社会运动诉求转移
该书一项“雇员对工会之认识及态度”调查还发现，认识工会工作的雇员比例由1976年的78%跌至1985年的55%；同期，有直接工会经验的雇员比例由45%跌至36%；另外，反对工会的雇员比例由35%跌至22%。由此可见，自八十年代起，工会已逐渐偏离雇员视野。
另一方面，同样自八十年代开始，香港的社会运动主要是被“民主抗共”的民主运动所主导，而推动这个民主运动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中产精英身上，带动社会变革的组织基础不在职场和工会，而是在社区以及如雨后春笋的压力团体和利益团体。例如，1987年1月出版的第253期《明报月刊》刊登了时为公共行政学学者张炳良的〈新中产阶级的冒起与政治影响〉，里面提到八十年代涌现了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组织化的政治活跃分子，他们所组成的政治团体诸如“汇点”和“太平山学会”等，对政府政策、公共事务、以致九七问题都敢于发声：
随着九七之临近，新中产阶级的社会重要性愈加明显，它们将是未来港人治港的中坚力量，对香港有较强的投入感。香港的未来固然操于中国当局之手，但也同时操于新中产阶级之手。假若因种种原因，令新中产阶级对香港的态度由审慎的乐观转为悲观失落，对参与政治及港人治港之希望幻灭，致使他们要各谋出路，则社会上一个主要的支持在九七年后稳步发展之基石将会消失。
当然，1984年前的工运未必有强烈的阶级面向，国共斗争和冷战氛围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然而，香港在九七后的命运大体定下来后，斗争气氛淡却，传统工会组织“退场”，新兴的精英、高度政治化青年人因其阶级特性，不以工会作为组织想像，以致罢工，不论是政治性罢工抑或经济性罢工都几乎绝迹。
《两代纵横》曾列举1968年至1986年报称的罢工（停工）数字，由1968年至1973年间的39宗，下跌至1983年至1986年的9宗，一个“几乎不再重要之数字水平”。虽然劳工处记录的“劳资纠纷”在同期有上升趋势，但当中的罢工比例显著下跌，而且绝大部份由工人自发，事先未有工会介入。可以说，政治罢工已经在香港的抗争想像中被“遗忘”，即使近年有人再提出政治性罢工呼吁，例如2014年的雨伞运动和今年“反修例浪潮”的早期，都有全港大罢工的呼吁，但都未见成功。
翻查劳工处职工会登记局的资料，2017年本港职工会会员总数有916,040人，将其除以受薪人口，得出职工会的参与率是25.02%，换句话说，在香港的受薪人口中，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是工会会员，而这个数字在近几年有上升的趋势。就这个比例来说，比其他国家（或曰工会密度 union density）其实不算差。以美国为例，当地在2018年的工会会员比率为10.5%，比2017年下跌0.2%。台湾在2015年的数字是7.3%，韩国和新加坡在2014年的数字分别是10.3%和18.9%。不过，香港的工会会籍重叠，即同一雇员可以因为政治认同或福利社交原因而加入多于一个工会；一些较大的工会，例如公务员工会，会邀请较小的公务员工会加入成为属会，所以，有关数字是多是少实难一概而论。
加上前文所述，这些工会未必在政治问题，甚至在经济议题上主动发声，比如“退居后座”的工联会就占了雇员工会人数接近47%，到底这四分之一的工会参与率代表多少政治能量，值得质疑。再者，相关的政府统计颇为有限，例如没有相关的年龄统计，无从推敲世代与工会组织的取态之关系。
相比之下，美国就有研究发现年轻人对工会的正面取态有上升趋势，68%的18至29岁受访者对工会有正面态度，这个年龄层的人只有46%对企业有正面态度。这项研究虽不是官方负责，但对于工会和工运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上文刊载于第178期《香港01》周报（2019年9月2日）《消失的政治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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