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5罢工”调查 看新形态抗争方式的走向
一个月前的“8.5罢工”，据估计有35万人参与，更被形容已点起“新形态抗争方式”。尽管罢工的影响已被其他更为激烈的抗争行动抢夺了媒体的镜头，但对于一个早已失去“罢工”想像、职场组织又相对保守的城市而言，这股并非由传统组织动员的庞大政治能量，究竟能否促使新兴组织或左翼政党应运而生，仍然值得外界关注。《香港01》率先取得学者冯志强及李峻嵘等人就“8.5罢工”进行的民调结果，冀了解市民的罢工形式及期望，分析这股能量的去向。
相信没有人能预料，“8.5罢工”竟可动员这么多市民。以沙田区集会为例，集会开始前人潮已坐满沙田大会堂前的百步梯，并连绵至新城市广场一楼。根据以往经验，这类获发不反对通知书的合法集会，较常出现特别年长或年幼的参与者，而是次罢工集会，示威者同样横跨各年龄层，当中以壮年人居多。期间有人呼吁坐在地上的人围堵附近的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部，不少人应声前往，但留下的空位很快又被市民填满，听演讲的听演讲，听不到的就看直播。值得注意的是，现场除了有人制作罢工白丝带、有人举着纸牌想筹组I.T.界工会之外，并没有什么与“罢工”相关的组织安排或职场教育，跟以往的和平集会并没有太大分别；加上媒体当天的镜头全都去了捕捉上午的不合作运动和下午的警民冲突，“罢工”的真正影响似乎被掩盖了。
观其原因，媒体的忽视固然是一个问题，另一个是罢工只维持了一天，影响相当有限。有媒体形容当日出现“陆空交通大瘫痪”，事实上，在航空交通方面，的确有近200班航班因空管、机组及地勤人员请病假而取消，但陆路交通的瘫痪，则是源于示威者堵塞车站的不合作运动，而非港铁车长大规模罢工；至于恒生指数，当日虽然下跌2.85%至年初水平，但两周后就收复失地。不过，若将是次行动与6月12日的第一次反修例罢工、甚至2014年雨伞运动的罢工比较，已算相当成功。这或反映愈来愈多人愿意接受并实践“罢工”这种社运手段—政府和示威者的胶着，加上警民冲突的义愤，不少市民都愿意暂停工作以影响社会运作及经济生产，借此逼使政府让步、回应政治诉求；同时，“罢工”也被视为“和理非”的升级，因为“勇武”抗争较易受伤被捕，而“罢工”可以“请假”参与，成本较低，但对政府的压力可能比武力更大。
半世纪后的政治性罢工参加者年轻高学历缺组织
其实，六七暴动之后，大型政治性罢工几乎已消失在香港人的想像之中，2014年雨伞运动的罢工行动，更可称得上是“失败”，因为整个劳工阶层几近缺席。既然如此，8月5日为何还会出现规模不小的全港政治性罢工？参与者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的心态、特征等，与超过半世纪前的罢工者又有何分别？就此，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助教冯志强和香港理工大学专上学院讲师李峻嵘，当日在金钟、沙田、旺角三区的集会现场及网上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在职人士怎样参与罢工、对罢工成效有何期望。《香港01》率先取得民调结果，发现当中有不少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或有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及判断日后的罢工行动乃至整场反修例运动的走向。
先从基本人口资料说起。在757个有效回应当中，大部份受访者在1986年至1996年间出生，是30岁前后的成年人，八成人拥有大专或以上学历（表一）；在收入方面，有七成受访者月入17,500元以上，另有八成半受访者须供养自己和父母（表二）。换言之，大部份参与罢工集会的示威者都受过高等教育，但收入不算太高，暂时还未需要供养子女，即是未进入“收成期”的年轻成年人。上述背景与本地学者李立峰、邓键一、袁玮熙及郑炜等人在8月初发表的《“反逃犯条例修订示威”现场调查报告》相若—在6月9日至8月4日期间举行的12场大型游行和集会中，逾半示威者年龄介乎20至29岁，另有近八成人受过高等教育，更有近一半人自称为中产阶级。
然而，参与政治性罢工的风险比普通游行集会高得多。根据《职工会条例》，“罢工”基本上只限于劳资纠纷，即可能不把政治性罢工当作罢工，雇员亦可能因而被解雇。因此，雇员的工作状况及与雇主的关系，理应构成他们会否参与政治性罢工的关键。冯志强及李峻嵘的现场调查显示，有逾六成受访者相信，他们一旦离职很快就可以找到另一份待遇相近的工作。冯志强由此推断，罢工者“本身都是在运动策略方面不能接受很大冲击的人”，因为他们或正“准备进入收成期”，故对冲击行动有所迟疑，而“罢工”正好在直接行动与不行动之间填充了很大缺口，可见罢工者的谨慎—他们不一定跟政府“搏命”，但对反修例运动的“五大诉求”态度坚定。
当问及示威者究竟以“罢工参与者”还是“非罢工参与者”的身份参与罢工集会时，虽有逾八成受访人士属于前者，但当中有47%受访者是透过请年假或病假罢工，另有23%藉通知上司而罢工，即主要仍是选择风险相对较低的方式（表三）。李峻嵘认为这很正常，因为大家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罢工，既没有传统经验可以效法，也没有工会组织的带领，更没有罢工基金的保障。
响应工会零星罢工者欠缺保障
在此背景下，当问及如果政府在“8.5罢工”后没有令人满意的回应，是否愿意升级罢工时，受访者显得深思熟虑—有九成同意“再罢一天”、有不足六成同意“再罢一星期”、有三成多同意“再罢一个月”；值得一提的是，只有13人不同意“再罢一天”，但有191人不同意“再罢一个月”、另有44%选择“一半半”（表四）。“其实一日跟你玩是很firm的，‘玩咪玩啰’，因为代价真的不大。你作为运动参与者，与你作为职场工人，其实没有冲突，你可以透过比如请年假的机制，去减低成本。但当你问他们，（罢工）一个月呢？他们会有很大的犹疑。”
冯志强说，“8.5罢工”是一次性的，所以市民不需要庞大工会的支持也能被动员起来，但这亦正正反映“一日罢工”的困境，因为市民的想像和罢工的力量有限，一旦要延长罢工，他们所承受的风险就会大增，例如连续请十多天假，很大机会面临解雇，又没有任何保障。
要减低参与罢工的风险，最传统的做法就是加入或组织工会，用集体力量去施压和争取权益。不过正如上文所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香港的职场组织就陷入低潮，而从“8.5罢工”的现场调查所见，情况并没有明显好转，在受访的700多名罢工者当中，只有64人（8%）属于工会成员，另有近七成人以为自己没有资格加入工会（表五）。对比2018年全港24.91%的职工会参与率，“8.5罢工”的工会会员参与率还不足其三分之一。某程度上，这也印证了部份工会和会员的保守性—例如只有职工盟一个职工会联会公开呼吁罢工，但其95个属会中只有26个响应号召，也不是所有响应号召的属会会员都有参与罢工。
相较之下，罢工者透过Telegram和连登讨论区而参与罢工的比率高得多，有超过四成人加入了Telegram的罢工群组，更有超过八成人会留意连登讨论区的罢工讨论。这固然与反修例运动本身“无大台”的特性有一定关联，但也引发不少疑问：一种全新的工会组织出现了吗？组织的力量仍然会被重视吗？为什么市民愿意参加罢工，却不愿意加入传统工会？冯志强指出，工会设有罢工基金，可以为罢工者提供基本保障，减低参与罢工的风险，但在这样的情况下，罢工者的工会参与率仍然偏低，估计是担心“被收割”，这也吊诡地削弱了罢工的力量。
更值得工会组织警惕的是，“8.5罢工”主要透过极限的“moral shock（道德震撼）”而诞生—最为煽情的一张相片是一个抗争者装扮的人拿着“我可以为你上前线挡子弹，你愿意罢工表达诉求吗？”的标语—这种情绪动员正好配合了对“无大台”的共识，将情绪激发到极致。当“无大台”的要求被提升到一个高度，任何组织化的尝试都会被质疑，长此下去，社会组织的价值体系恐怕也会被破坏；同时，透过“8.5罢工”所凝聚的政治力量应无法有效地转化成工运或社运力量。冯志强强调：“无论如何，这次罢工跟我们理解的传统罢工很不同。传统罢工有罢工基金，就像码头罢工，甚至会有人照顾被解雇的人，会有跟进工作。但这次没有，它是很个人（individualistic）的，仍未成为一个有力的集体。”
8.5罢工之后有限的意义和影响
罢工在职场发生，直接效果是暂停社会生产，所以历史上的罢工行动都与工会等职场组织息息相关。但正如“8.5罢工”的现场调查结果显示，尽管是次罢工得到职工盟的积极动员，但显然与工会组织没有太大关联。整理上述冯志强和李峻嵘的分析，原因主要有四：一是罢工的延续性，一日罢工成本不大，可以在既有雇佣关系内合法合情处理，没有多少人觉得要透过工会的集体力量来保护自己；二是工会的保守性，对工会来说，政治性罢工本来就比经济罢工稍为陌生，加上在香港的脉络下，保守的建制工会根本不会动员真正有对抗性的行动；三是香港人对工会组织的认知偏低，工会一般不会被视为进步或被需要的组织；四是反修例运动“无大台”特性，导致任何组织都会被质疑，罢工者对筹组或加入工会的疑虑也增加了。
关心劳工运动的人不禁会问，传统工会组织是否已经无法吸纳“8.5罢工”那股庞大的政治能量？新兴的工会组织或左翼政党又能否应运而生？当然，回答有关问题时，不能忽视“8.5罢工”本身不是工会发起，而是基于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义愤而生。从“8.5罢工”现场民调所见，在“雇主和雇员关系”、“工作稳定性”、“工作前景”等问题上，多数人倾向认为他们的职场状况是良好的；然而，在更为宏观的社会判断上，例如“特区政府经常漠视民意”、“政府施政偏袒大财团”、“雇员工时太长”、“贫富悬殊已到了一个不合理的水平”等，绝大多数人认为问题相当严重（表六）。不过，有关结果与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6月中进行的政策满意程度民调有所出入—市民对于“社会福利”的不满比率最低（25.6%），是不满程度最高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四成左右（60.5%）。我们又应该怎样理解上述脉络与新兴力量的关联呢？
李峻嵘分析指，“8.5罢工”是“class grievance 多于 workplace”，即是阶级的不满多于职场上的不满，但所谓的“躁动”仍然有很强的社会政治背景。在这个脉络下再看五大诉求，基本上与经济民生没有直接关系，而整场运动亦没有直接与阶级或劳资议题扣连。然而，运动的发展是多变的，历史也充满偶然，是次风暴所卷动的群体已经愈来愈多，未来会否演变成普罗大众直面这个资源极端倾斜的特区政府实在不得而知，但当下的背景和意识都很充分。
不能乐观的是，目前仍难判断那股透过“8.5罢工”凝聚的政治能量到底会有什么走向。在社会普遍不信任政府以至民间组织的气氛下，“现在大家是什么都去尝试，唯一不试的就是搞组织”，但若果不组织起来，这股力量对香港的整体政经改革，又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特别是当国际经济不景，新自由主义政府很可能推行紧缩政策的历史脉络下，未来香港市民，尤其是基层很可能要面对福利资源的减少；而在“8.5罢工”乃至反修例运动中，那班高文化资本、低经济资本、在政治上最积极的人，究竟又能否与基层同行，协力推动社会改革？对此，李峻嵘提到，“西方或者欧洲近年流行号召总罢工，虽然其实不知道那些总罢工的成效如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的政府）搞austerity（紧缩）。”不过，当下更为迫切的，是有二十多名航空业从业员疑似因为罢工被秋后算账，包括港龙航空公司空勤人员协会主席施安娜——这正正说明组织的重要—要有集体力量才能保障和追讨他们应得权利。
有网民早前发起今日两天（9月2及3日）跨界罢工及集会。李峻嵘估计，是次罢工人数未必会比8月5日多，因为“开了一些人刀之后”，打压大了；冯志强则认为，可能会有更多人参与，但不是因为组织工作做得多了，而是近日的警民纷争可能成为“情绪动员”。尽管“8.5罢工”的影响力有限，但李峻嵘和冯志强都同意，如果再发动大型罢工，应该专注发展更深入的教育组织工作，让更多市民特别是基层认识到自己的权利，从而加入推动政经改革的一方。
继续阅读：消失于香港的政治性罢工？
上文刊载于第178期《香港01》周报（2019年9月2日）《从“8.5罢工”调查 看新形态抗争方式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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