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黄即蓝？ 建制青年：与浅黄的差别只在“家国情怀”
上文提及，民建联的社区干事刘镇海提出，在目前社会极具撕裂的艰巨时刻，中央若愿意先退一步开启行政长官普选，将能有效和缓中港之间的矛盾，但他亦承认尽管有机会与中央官员交流，但其意见显然不会得到重视。影响不了中央，刘镇海认为可以先从与身边的人沟通做起。他提到，有不少同属建制派的青年开始反思，政府在修例的处理上是否做错了？就连浅黄阵营的友人，大部份也愿意理性与他交流想法，开放双普选的想法便是与浅黄的友人讨论而来。
黄蓝是政见 黑白是良知？刘镇海分析，他与浅黄朋友之间的差异在于“家国情怀”，浅黄友人将重心放在香港，思考的都是如何让香港变得更好，他则希望香港成为典范，在香港好的同时也能让中国一起变好。在面对抗争者的态度上双方也有些许不同，他认为不论是哪方所施行的暴力行为，都应该予以谴责，但浅黄友人虽然不认同勇武，依然会秉持不割席的做法。“他们不会因为我是建制派就觉得我是敌人，聊完后你会发现，其实双方差异真的没有那么大，我也不满意政府的作法。而且我们有一个共同基础就是很爱香港，如何在‘一国两制’的规则下把这个游戏玩好，就是可以讨论的议题。”“爱香港”这个词固然动听，却涵盖了各自的解读方式，不论建制或泛民、和平或勇武，没有人会承认自己不“爱香港”，在示威者看来，破坏建制派办事处可能也是一种“爱香港”的表现。当“爱香港”的方式出现分歧、或者以爱为名彼此撕裂之时，他又将如何面对？
“所以真的不要再分泛民跟建制，宣传海报上写说‘黄蓝是政见、黑白是良知’，但某些人眼中还是觉得黄丝就是白、就是正确，蓝丝就是黑，不然为何要来破坏我们的服务处？他们最终还是以黄蓝做为区分、不是黑白。”此外，刘镇海亦反复强调应认清香港是中国一部份的现实，在一国底线下做出对香港负责的行为，不把香港置于危险的境地才是真正爱香港的行径。“其实我很尊敬、也很感恩那些走出来游行的人，虽然他们可能是民主派，但他们比某些建制派更爱香港，没有收钱、自动自发走出来的都是爱香港的人，不论你是撑警、撑政府还是反修例。”他认为，“和理非”是一个很好的用词，它代表了香港人“爱香港”的最佳典范。他相信，只要“和理非”在香港还占多数，香港社会仍会做出最理性的选择。
确实，若从香港社会运动的发展历程看来，不论是2003年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还是后来的反高铁、反国教，香港人向来都以和平游行集会的方式，向政府表现其温和却又坚定的意志，直到2014年的雨伞运动过后，才出现勇武派与和理非之间的分歧。而本次《逃犯条例》修订，经过几次游行民意却始终未获正视，“是你教会我们和平游行没用”的声音在反修例民众间愈响愈烈，“勇武”与“和理非”互不割席的信念益发坚定。根据《明报》于8月16日公布的第三轮民调，受访者同意“参与抗议活动要一定坚持和理非”的比率，从6月的82.9%下滑到71.6%。坚持和理非 不信勇武有助抗争对民调呈现的变化，民建联会务顾问叶国谦曾表示“觉得奇怪”、“难以解读”。可以确定的是，政府面对民意的方式，似乎已让部份市民不再对“和理非”如此坚持，甚或认为唯有“和理非”及“勇武”并存，才能使抗争保持动能与成效。但刘镇海对此看法不以为然，他认为不割席的作法至多能巩固示威者的团结，却无法争取更多市民认同，最终会毁掉整场运动。
他提到，很多没有政治立场的人看事情很简单，不管是警察还是示威者，只要施用暴力就难以接受，而这些“和理非”可能是中年人，他们不会在网络上说话、在主流平台没有发言权。有些浅黄则是不认同勇武，但觉得自己人微言轻，不足以改变大家的想法，还有被同伴批判的可能，这些声音都不会被听见。刘镇海批评，所谓“支持勇武的和理非”是一种很取巧投机的说法，“和理非就是和理非，什么叫做‘我是和理非但我不反对别人暴力’？那你还算不算和理非呢？”他认为这类说法无助于抗争的进展，因为运动要成功不仅需要内部团结，还需要争取最大民意支持，而他坚信勇武无法博得广大市民的认同。占中三子之一的陈健民在回忆伞运勇武派与和理非分裂时，曾感叹地指出，国家体制之所以能够改变，大多是倚靠民众非常和平的抗争，借由自我牺牲的精神感召最大的民意，使当权者被迫改革。这个说法或许与刘镇海有些相近，他更强调，勇武与“和理非”合作才能促使抗争成功是错误的理解。
“很多人说和理非没有用、成不了大事，我们现在勇武了，到目前为止争取到什么？一个诉求也没达成、政府什么都没让步，你真的勇武了也争取不到东西啊，到时候政府被迫进行打压就什么都没了。但和理非可以玩很久，因为你没有犯法，如果每周都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这样坚持下去一定能感动更多人，政府也无话可说。”奉争取市民的最大认同为圭臬，他同样认为示威者在采取罢工、堵塞交通、阻碍地铁运行等不合作运动时，必须思考对运动的成效与后果。“不合作运动会影响很多人，尤其是没有特别立场的市民，可能会因为那些行径对运动感到反感，你会说可能有很多人因此支持关注，但不合作运动只是一种表态，表达你对这个运动的决心，而不是终极的争取手法，所以做了一两次有新闻报道就够了，认同的人自然会加入，不需要继续影响其他人，用逼迫的方式反而会使中间市民反感，所以我一直说和理非才是香港人最好的抗争方式。”“其实从整个运动开始，《逃犯条例》都没有急迫的需要，有很多人提出其他方法把犯人引渡去台湾，如果是为了抓逃税的商人，或是防范外国势力的渗透，也有其他更完善的方法，香港到底为什么要为了这个条例搞成这样？真的好傻、好不值得。”刘镇海自觉仍是个小人物，无法对目前的僵局造成任何影响，他无奈地表示，香港缺乏一位有魄力的政治人才指引群众正确的方向，就算有也碍于选举的考量而默不作声，才间接导致局势愈发恶化。
从表面看，刘镇海对勇武与不合作的运动想法，仍有别于社交网络上的主流声音，相对“保守”。但若深究他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态度、对政府回应的看法、甚至倡议中央释权予香港的角度看来，似乎与普通的“和理非”亦无太大分别，但当附上“建制派”标签后，他所说的言论可能又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与观感。平情而论，在经过近三个月的抗争冲突后，要示威者与警方、港府、甚至黄蓝之间能即时和解包容，显然不切实际，能做到不相互指摘为“曱甴”、“暴徒”、“废青”、“黑警”，在社会大撕裂的当下已弥足珍贵。但如何在面对不同声音时，不反射性的标签蓝黄、敌我，将其视为居心不良，或许是崇尚言论自由的香港人在相互攻讦之前，需要先静下心来思考的课题。
上文节录自第177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26日）《建制90后如何看修例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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