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普选意义 建制90后如何看修例风波？
从6月以来反修订《逃犯条例》风波不断延烧，示威者彼此间奉行着“无大台”、“不割席”的原则，仅靠Telegram等通讯软件自行组织、号召，进行各式集会与游击式抗争。面对这种新的运动型态，民主派虽然沦为“敲边鼓”的尴尬角色，但至少还能被视为“战友”，相较之下，建制派在整起事件中进退失据，早被示威者视为“没事撑腰、出事割席”的帮凶。当建制派在一连串事件中不断被定性为与民众对立的负面形象时，建制派内的青年们如何看待自身处境？在“建制派”的标签之外，他们与游行中躁动炙热的同龄人有何不同？
示威者对建制派政治人物的不满，从“血债票偿”这个激烈口号可见一斑—在口耳相传的呼吁下，今年的登记选民人数足足较去年多出30万人，达到411万的历史新高，示威者摩拳擦掌准备让建制派在11月的区议会选举遭受重击。在连场示威活动中，更有少数人士前往各个建制派区议员办事处涂污破坏，北区区议会主席、民建联区议员苏西智位于上水的办公室，上周二（8月20日）便遭殃。“当晚大约9点15分吧，有几个年轻人聚集在我们门口拿黑色喷漆涂鸦，写了很多东西，例如‘光复香港’，还有一些粗口，然后把一个垃圾桶放倒在门口，这些倒也还好，比较麻烦的是我们的CCTV整台被拆掉了，这是公帑购买的嘛，可能要跟区议会说明一下不见的原因。”26岁的民建联社区干事刘镇海是苏西智的“徒弟”，平常便在这个办事处服务当区居民。在记者前往采访的当天，办事处已大致清洗干净，但仍能看到墙壁上难以抹去的污渍，刘镇海一边拿着事发当晚的照片，一边指着天花板上断掉的电缆线，平静地解说。
办事处遭破坏风波中的尴尬处境“他们原本是号召群众到上水来‘吃糖水’嘛，原本以为他们会去上水警署打游击，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来我们这里，应该是因为离火车站比较近吧，可能路过查了一下，发现有个民建联的办事处，就过来发泄一下。”看着办公的地方被破坏，刘镇海虽略显无奈，但仍开玩笑地说至少外墙贴有他跟苏西智头像的海报没被撕掉或涂鸦，还算是“有限度的暴力”，而且当天新民党办事处也被示威者砸鸡蛋，相信不是专程冲着他们而来。对于办公室被攻击的原因，他想了想表示，可能因为苏西智是区议会主席却未对修例争议发表示威者认为正面的言论，加上18个区议会的主席曾联署谴责示威者的暴力行为，才引发部份人士的不满，但具体原因为何，实在难以考究。“因为我们是民建联吧。”他苦笑着说出一个最单纯却最有可能的答案。
尽管如此，刘镇海仍强调，在看到办事处被破坏的当下并不生气也不痛恨示威者，只是感到有些失望，认为他们采取了错误的方式，也搞错了反对的对象。“我明白他们有自己的怒气，因为政府并未积极回应诉求，你看墙外喷的涂鸦都写着‘五大诉求’、‘光复香港’，特别是上水这边有很多水货客影响民生嘛，可能都是他们怒气的来源，觉得政府没有正视这些问题。但这不是正当的表达方式，况且你想要的应该是政府的回应，我们代表不了政府啊。”刘镇海表示，不论是泛民或是建制，都有责任监督政府、传达民怨，但不同政党的做事方法不同，难以要求建制派用同样方式向政府施压。
11月选举在即 蓝黄各有盘算回首6月9日反修例风波大爆发，数十万计市民以理性和平的方式游行过后，政府仍在当天一意孤行宣布6月12日照常二读。民建联于次日便发出声明稿称“明白且支持政府有修例之必要”，即使政府众怒难犯下在6月中“暂缓”修例，该党立法会议员蒋丽芸仍在6月底表示可考虑加强宣传后“重推逃犯条例”。直至事态一发不可收拾，民建联多位议员才纷纷转軚批评特首林郑月娥罔顾民意。然而“割席”显然为时已晚，抗争民众不只不买帐，反而强化了民建联无腰骨的定性。
对此，刘镇海承认，为了满足政治光谱深浅不一的市民，确实会有上述情况发生。“建制派很多时候会站在比较偏向政府的立场，有人说民建联你在政府推条例的时候也支持、不推条例也支持，到底是怎样？只能说在建制派中也分成深蓝跟浅蓝，譬如何君尧跟蒋丽芸，他们就代表香港深蓝的声音。但也有一些人像我这样，比较浅蓝，就觉得当前的要务不是搞对抗，应该是想办法成为社会沟通的桥梁。”刘镇海不讳言批评，现在每个政党都只想着11月的区议会选举，民主派试图借由警民矛盾获利，建制派为了巩固票源，同样在做很多选举操作，撑警游行就是明显例子。“选举要赢一定要把民众情绪挑起来，民主派靠着民怨得利，建制派同样在想要怎么争取选票，然后就搞了个撑警集会，如果撇开选举的考量根本不需要办这种集会，这反而是在陷害警察。毛泽东说过嘛，‘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反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你大声跳出来说支持香港警察，那反对派肯定更用力反对警察，所以要支持也不是这样搞。”他强调，支持警察有很多方式，包括见到警察时请他喝杯饮料、跟他说声“辛苦了”。大张旗鼓集会，除了向支持者“表态”，让他们有个发泄管道之外，剩下的只有更加激化社会的对立。
6月30日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第一次发起“630撑警察，保法治，护安宁”集会，民建联多数政治人物碍于主题敏感，不敢贸然“大力撑警”。直至沙田新城市广场清场时冲突程度骤升，民建联才在7月20日“守护香港”集会中全力动员，主席李慧琼、大老曾钰成等人纷纷现身致词。究其原因，或许正如刘镇海所说，在风向未定时建制派大多仍不愿轻举妄动，但当情况险峻到引起支持者不满，基于选举考量也只能以此种方式巩固票源。不可否认的是，在修订《逃犯条例》风波中，从原本力挺政府修例，到后来林郑宣布条例“寿终正寝”，却又不愿正视“撤回”诉求的过程，建制派确实从失能走向尴尬。面对目前仍属进行式的冲突，建制派似乎尚未寻得合适位置。
风波下重思普选意义“我常follow（实政圆桌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的脸书，我觉得他们的建议比较实际，譬如五大诉求可能无法全部答应，但有些可以考虑，除了提出建议之外，应该要求政府明确告诉大家，究竟哪些可行、哪些是不可行的？而不是总给些暧昧不明的说法。我个人认为，要解决香港目前的问题，这时候提普选行政长官会是个好方法。”今年1月首次采访刘镇海时，他尚对所谓“真普选”抱有些许疑虑，认为追求健全的民主制度之前，香港社会还有许多矛盾必须先解开，有很多前设工作要先做好，不应盲目“为了追求民主而民主”，否则社会可能更加撕裂，反而无法解决香港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原因让他在短短半年有此转变？
“2014年占中时虽然社会很对立，但之后的社会气氛没有那么恶劣，还可以一步步能借由区议会、立法会的选举，表面上去化解这些矛盾。现在的政治形势不同了，香港人觉得他们的声音没有反映给中央知道，而最有效让中央知道的方法就是普选行政长官。”在刘镇海看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香港人与中央的矛盾已达彼此互不信任的情况，若中央肯走出重要的一步，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他比喻道，先前香港的社会是生了病，但病情并不紧急，还可以用中药慢慢调理，但现在的香港变成急诊患者，只能用西医的方式动手术解决，港府或中央必须尽快开出方案，不能什么也不做。他认为普选行政长官这剂药方可以令香港人知道，中央相信香港人不会捣乱，也能有效避免日后的中港矛盾。“五大诉求有些都是很短暂的要求，就算答应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政府下次再推出一个极具争议的政策时，所有事情就会重演一遍。但如果行政长官是普选而来，他一定要思考怎么跟香港人交代，在事前就会做很多咨询跟公关工作，跟市民的沟通也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唯一解决香港问题的方法，现在也是最好的时机。”
何谓最好时机？刘镇海解释，只要中央肯踏出开放普选这一步，相信社会回响会很迅速，公众会暂且放下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民愤，集中讨论行政长官普选如何运作；同时也能让比较中间的香港人感受到中央的善意，知道中央在这艰巨时刻，依然信任港人能做出明智判断，有助缓解港人对中央的反感之外，还能堵住中央介入香港事务的不满。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刘镇海不断强调，这事一定要由中央率先提出。他指出，示威者若愿意先缓下来自然是好事，但权力掌握在中央，没道理要没有权力的人先让步。况且现在民情激愤、双方又缺乏互信，示威者不会相信停止行动过后，中央或港府能给出满意的答卷，要拖到示威者自行退让，只会错过最佳的和解时机。不可忽略的是，在连串抗争过程中，已有太多悲剧与画面烙印在抗争者心底，姑且不论双方对事实认知的差距，肯定的是示威者对政府及中央的愤怒、不谅解，恐怕不是林郑月娥一句“对话找出路”的温情喊话、或是中央释出善意便能轻易消弭。在此情绪下推动行政长官普选，难道不怕出现如同台湾现时的选举处境，陷入“抗中”与“亲中”的恶性循环？
对此，他乐观表示，民意愈炙热投票率自然也愈高，愈容易选出真正的政治人才。他补充，由于行政长官终究是中央任命的官员，在最后任命阶段仍由中央把关，相信香港人大多数应该会保持理性，不会投给主张港独或抗中的人，而是会支持稍微偏向建制的候选人。“其实这也要看你怎么界定建制，你说曾俊华是建制派还是民主派？我真的说不清。但这个人一定是可以跟中央沟通，同时也明白民主派在想什么、知道社会发生了什么事，不会像林郑月娥这般离地。”刘镇海也相信，参与示威游行的民众未必都对中央反感，只要中央采取较为宽松的作法，多数不会反对香港是中国一部份的事实。他举出2008年北京奥运、以及四川地震筹款为例，当时香港人同样为中国获得最多面金牌欢呼呐喊、为四川灾民慷慨解囊，而非视内地如寇雠。
“爱国当然很好，但没爱国也没错，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爱国，不要叛国就好了。况且香港的情况不似台湾，我们地理上靠近大陆，也不可能会有军队，在中央最后一道把关下，应该不会演变成像台湾那么激烈的抗中情势。”他表示，香港对中央而言一直都是一个示范，香港人应该正视“一国两制”的基础，当中央释出权利后香港人要把握机会善用。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香港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政治权利或机制上的缺陷，社会流动停滞、利益分配不均、高房价、医疗安老等结构性问题，同样累积港人深层的怨气。先不说普选最后由中央“任命把关”这点民众是否接受，就算真的以普选产生的特首，又能否有效解决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可能也得打上问号。对此，刘镇海坦言，种种民生问题上让港人所产生的经济焦虑，确实不是普选特首就能解决，但他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处理中港之间的矛盾，不再陷入政治纷扰，社会才能恢复平静继续向前。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中央愿意释出善意，向香港提出更进一步的普选方案。是否有这个可能？刘镇海深深的叹了一口气，从刚才滔滔不绝的论述陷入沉默。“唉……没可能，我也很灰心，中央大概没可能做到这一步。我也是建制派一员，很想把这些想法带给中央知道，让中央在传统建制派里也能听到一些新的想法，但其实连要影响建制派都办不到。”他透露，虽然曾有机会与中央或政府高层沟通交流，但他深感中央官员对香港的情况并不了解，甚至颇为离地，他所提的意见应该也不会被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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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77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26日）《建制90后如何看修例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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