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学者促林郑设“复和调解”平台救港 修补撕裂觅出路
《逃犯条例》修订风波持续两个多月，特首林郑月娥今早（8月20日）表示，将马上构建对话平台，率先接触曾经提倡沟通的有心人，以化解分歧。无独有偶，有学者早于8月初已筹建“和解沟通平台”，呼吁由林郑月娥委任具公信力独立人士领导，透过复和调解方案修补社会撕裂。
过去两个多月，几乎每一场反修例示威也演变成警方与激进示威者暴力对峙。社会对双方冲突意见不一，支持示威者一方认为，特区政府迟迟未有回应诉求，而警方则多次在执法过程中，以过度武力驱散示威者，至元朗白衣人及北角荃湾福建帮等袭击事件，警方更被质疑袖手旁观，迫使示威者将武力升级；认同警方的一方则指出，任何理由都不能合理化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也不能任由勇武势力以任何形式挑战政府威严及国家主权，因此，面对示威者的升级行动，警方必须更严厉执法。各方互相指摘似乎都没有退让空间。
幸而，撕裂双方普遍认为，港府应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厘清真相。不过，究竟是“先停火，再调查”，还是“先调查，再停火”，社会还未有共识，而在争论不休的过程中，更忽略了“仇恨”渐渐根植于民的严重性。为避免仇恨叠加及矛盾激化，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署理院长黄成荣伙拍香港调解学院院长郑会圻，由8月初经Google表单系统收集市民支持，呼吁成立“和解沟通平台”为香港觅出路。
这是坊间首个提出运用专业“复和调解”手法化解社会撕裂的平台。郑会圻接受《香港01》访问时一再强调“沟通”的重要：“不论战争还是暴力对峙，若要达至和平结局，手段往往只有一种，便是沟通。因为借用暴力方式而获取的成果，只会是Settlement（临时措施），但此方法却会埋下反弹的可能。”他重申，“沟通”是复和调解的核心，以追求“建设和平（Peace Building）”为首要目标，藉寻求双方共赢，以修补各方关系。
复和调解有先例
历史上，透过复和沟通方式解决冲突纠纷并不罕见，北爱尔兰是其中一个常被提及的例子。当地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起，基于种族、宗教、政治及经济问题等对立，陷入长达三十年的“骚动年代（The Troubles）”，冲突各方最终在1998年签署《贝尔法斯特协议》，以达成最大共识为原则谋求和平。
香港当前社会撕裂的背景与北爱截然不同，两地政经社会结构亦不可同日而语，不过，郑会圻相信，香港可从北爱经验中汲取复和养份，前提是各方愿意妥协及原谅，并明白解决分歧并非追求某一方的全赢或全输，“而是即使我未必能百份百得到我想要的，但我愿意接受一切我可以接受的。”
另一发起人、本身是复和综合服务中心主席的黄成荣早前也曾表示，北爱经验证明只要愿意对话，终能化解怨恨。但他也强调，面对当下警民冲突，任何人都不应该有“道德疏离感”，即千万不要为了报复对方而忘记初衷，甚至把道德伦理抛诸脑后，例如专业的警察会懂得使用适当武力，而不会以过度武力报复示威者的挑衅行为，反之亦然。
黄成荣及郑会圻在网上发出呼吁后，日前更新了公告内容，指已得到很多市民的支持，冀各界群策群力，加速落实“和解沟通平台”，又建议林郑月娥委任具公信力的独立人士领导这场复和运动。郑会圻未有透露实际已获得多少支持，亦不愿公开他心目中可以领导复和的理想人选，但就分享了运作平台的初步构想，主要包括公开会谈及私人会谈两部份——前者会提供场地予各持份者聚首一堂，让他们各抒己见，过程将透过网络即时直播；后者则由复和调解员主导私人会面，聆听各方底线，并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助他们达成和解共识。
郑会圻补充，在首轮环节中，参与者不能指摘对方过失，因为平台的建设是共谋解决方案、解决冲突纠纷，而非当面追究过去冲突中的是非对错；除此，平台将会以“不终断”形式进行，为期两日，力求在短时间内促成各方达成和解共识。另一位核心成员、城大社会科学系高级讲师黎定基向《香港01》表示，为了让不同持份者有参与平台的机会，同时又紧守“不筛选”原则，会考虑于全港十八区举行不同规模的地区性平台，让各方表达诉求。
黎定基提议的十八区沟通平台，令人联想起今年年初，法国总统马克龙为平息黄背心运动怒火而发起的“全国大辩论”——法国政府透过公民会议、网络系统等形式，以不筛选为原则，展开为期两个月、多达一万场、有超过50万人参与的大辩论，以及逾100小时的总统对话，让国民就公共政策畅所欲言，冀借此把愤怒转化为化解方案。据官方透露，当局已收集两百万则意见，目前有待分析再作出回应。
尽管“全国大辩论”的成效仍有待观察，但此等规模的公共参与，无疑也更能展现出“参与式民主”的价值，即民众可以直接参与影响其生活的公共决策，学习如何自主地管理属于自己的公共事务。再者，以地区性为主导的公共事务平台，亦能保证每位与会者有最大的发言机会。倘若黎定基所提议的十八区平台最终能诉诸行动，并配合不偏不倚的专业复和调解员，或许是解决目前政治纷争的一大良方。至于有不少意见认为，当务之急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还各持份者公道；郑会圻指出，两者并非比较物，他又建议持份者可透过“复和调解平台”讨论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所有细节。倘若独立调查委员会最终能顺利设立，两个平台定必能互补不足，为市民大众厘清真相之余，又能修补对立。
理念宏大 实现困难？
“香港是心智成熟的社会，香港人很有善心，他们是可以做到的。”这是郑会圻等人呼吁成立“和解沟通平台”的初衷。他又补充：“香港人的Civic Engagement （公民参与）很高，纵使游行完毕，仍然很有规矩离开，更会走上街头清理垃圾。”正正由于这些画面，令郑会圻及其团队相信，香港人是有能力亦愿意与人沟通，一同踏上和解桥梁。
不过，成立该平台的理念虽则宏大，但运作起来困难重重。是次撕裂空前，不少示威者早已表明当局必须回应五大诉求后才会考虑展开对话，与此同时，当局一再重申不会满足不拘捕、不检控示威者此等破坏香港法治的诉求，因此，关键双方未必愿意参与和谈。然而正因为此，平台更需各方有识、有志、有力之士加入，携手为香港寻求和平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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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载于第176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19日）《学者促“复和调解”救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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