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争议 社会怎样渐行渐远？
不少人也看过一幅图画。镜头之中，左边的人要以“刀”伤害右边的人；但镜头以外的现实中，却是右边的人在伤害左边的人；摄师影的手放在摄师机的控制杆上，象征传媒决定怎样呈现真相于社会。这幅图画经常引起我们的共鸣。一方面，它形象化而具体地说明了媒体如何影响我们对真相的理解。更深层次而言，它意味了有些人只是被偏频的媒体影响，而只要他们知道镜头以外的事实全貌，便会“清醒”过来。
当社会面对争议时，我们经常抱有这种想法。例如“黄丝”会认为“蓝丝”看得太多无线新闻和“蓝丝page”，才会对警察涉嫌滥用武力的“恶行”视若无睹；“蓝丝”则相信传媒在美化暴力，年轻人深受荼毒。
无可否认，反修例触发的这场风波，以至多场社会冲突，不同媒体有不同的呈现，“黄丝”和“蓝丝”仿如活在平行世界之中，各自认为是对方看法偏频。但这种说法只能解释部分现象，很多问题却仍悬而未答：资讯唾手可得，“黄丝”要接触“蓝丝”资讯或“蓝丝”要接触“黄丝”资讯，是相当容易之事，为甚么他们没有被对方的媒体说服，甚至愈行愈远 ？即使社会出现分歧，甚至人活在各自的同温层之中，分歧愈来愈大、社会走向两极化的现象，又当如何解释？
故事由连登改制说起
或许，可以由这场运动中最异军突出的连登说起。这个讨论平台近来对“P牌”（新用户）加入了不少限制，包括不能够正评或负评帖文，在一段时间内也无法知道新帖文的正评或负评数目。因为六月以来愈来愈多人知道连登是战略重地，可以塑造舆论，所以有这些新措施限制新用户“带风向”的能力。但我们有否想过，正评或负评文章，其实怎样跟舆论走向相关？
早在1940年代，社会学者已提出“两级传播”理论，指出资讯的传播往往由意见领袖先带起，随后社会大众才追随他们的意见。一般而言，有权威或影响力的人，其意见较能引导风向；或如中国人所说的“有麝自然香”，有见地的言论自然成为主流。但在现实中，事情并不这样简单。2006年三名社会学者曾经访问逾万人，要他们从完全不认识的音乐中，挑选出比较高质素的。研究发现，当受访者知道有些音乐较多人曾经点击下载后，便倾向认为那些音乐较出色，然后形成循环，令那些音乐获得愈来愈多人肯定。这个音乐实验说明，某些言论只要“赢在起跑线上”，率先吸引一定支持，便较有机会在社交媒体大世界中突围而出；风行与否，跟其内容质素未必成完全正比。
究其原因，或许在于资讯爆炸的年代，我们未必能逐一客观判断不同言论的高与低，因而不得不参考其他人的评价。“人云亦云”固然是个贬义词，没有谁会自认这样没主见。只是在现实环境之中，为了更有效率地消化资讯，一定程度的从众效应只怕难以避免。
同温层的感性与理性
研究人类行为的哈佛大学法学教授Cass Sunstein近年出版《#Republic》一书，剖析社交媒体如何令社会分歧加深。其解释“同温层现象”的一章亦提及一种从众心理，值得我们警惕。简而言之，就是人在同温层之中，较常采取与其他人一致的主流立场，以获得其他人的认同。这种说法当然毫不新鲜，1974年的经典传播学理论“沉默螺旋”便曾提出相似的观点，即社会的少数为了避免与主流格格不入，因此倾向默不表态，少数和主流在声势上的对比随之加剧。桑斯坦可以说是反过来看，从众心态如何令人在同温层内附和主流意见。
但另一方面，同温层内的立场固化并非只是心态作祟，也有其理性一面。毋庸置疑，大多数人都懂得以事论事，基于现有的资料归纳出合理的立场。只是在同温层之中接触到的资讯，都是由相同立场的人所提出、分享的，因而较容易得出某个立场，即使理性的人亦会如是。对于原本不太确定的人，在同温层内感受到那种主流气氛，及接收到那些澎湃的资讯，立场自然更加明确。
向好方面看，要从接收到而有限的资讯中归纳出立场，是合理不过之事；但若然一不小心，思考系统懒惰下来，以为“你所看到的就是全貌”（what you see is all there is），即犯了大忌。心理学家Daniel Kahneman在著作《快思慢想》中，便以缩写“WYSIATI”来形容这种直觉性思维的特征。这种思维虽然省时省力，但若然我们忘了其局限，对同温层以外的资讯不再抱开放态，它就会好事变坏事。
突破同温层又能怎样？
很多人会说：“不，我有看同温层以外的资讯，只是不被说服。”有一个实验，或许能带来启示。2003年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攻打伊拉克，不少人应该也记得他的理由是，萨达姆政权拥有大杀伤力武器。两名学者找来两组人，同样先让他们阅读支持大杀伤力武器之说的报道，后给他们澄清此说不实的资料。结果是，原本政见倾向自由派的受访者始终对小希殊有保留，而倾向保守派的人即使阅读了新资料，也不改原本对小希殊的支持，甚至更加坚定。
为甚么更正资料，也未能改变人的立场？心理学有“偏见同化”（biased assimilation）之说，指人一旦有了既定立场，就倾向将不符合原本框架、挑战固有立场的资料，尝试“搓圆揿扁”，用各种解释方法令其与原本的立场一致。再者，不少研究也发现，资料或证据由相同立场的人拿出来，抑或另一个阵营提出，也会影响人的接受程度。因人废言的现象，可谓相当普遍。若是如此，我们便能理解为甚么“黄丝”提出有少女被布袋弹打伤眼睛时，“蓝丝”不会采取最直接的解释，认为是警察失手所为，而用各种较为复杂的方式解释，例如眼目罩的布袋弹是后加上去的，例如是示威者的弹珠击伤这名少女。连见多识广的人近日也诉诸种种曲折的解释，恰好说明“偏见同化”的心理何等难以避免。
进一步问，如果不只是接触到其他资讯，而是与另一个阵营展开对话，这又能令我们找到共识吗？原来也不一定。假设现在有数名应征者，其中一人的条件超卓，正常的人也会认同应该聘请他，然后将这数名应征者的资料分散成三份，负责聘请的三人各自只得部分资料，要靠讨论来决定花落谁家，那他们会挑选出条件超卓的那人吗？类似的实验有不同变奏，结果大同小异，就是他们作不出最明智的决定。原因在于参加者未能全面而持平地交代手上的资料，而会添加个人立场和诠释，有一定程度的避重就轻。
客观对错或价值分歧？
当然，研究和实验并不是给共识与和谐判上一个死刑。相反，那是在提醒我们要如何避开思维和心态陷阱。唯有意识到同温层的局限，才会愿意向外踏出第一步；唯有明白到诠释资讯的主观偏见，才自觉有需要追求更客观持平。当做到这几点，社会便有望厘清事实，并以此为基础寻求共识。
说“寻求”共识，而非“达成”共识，因为没有人能保证社会一定有共识。毕竟在厘清客观事实后，人还是可以在不同价值之间取舍，支持不同的做法。社会心理学家Jonathan Haidt在《好人总是自以为是》指出，人有五种道德基础价值，分别是关顾、公平、忠诚、尊重权威和宗教感。每个人对于各个价值有不同的重视程度，形成不同的道德组合（moral matrix）。于是，面对同一个客观事实和处境，我们也可能对于应该怎样做等道德问题，有不同的答案。
这不是诉诸道德相对主义，认为世界没有是非对错之分。不，很多事情也有道德对错、合理无理之分。但是在部分问题上，的确可以有多过一个合理判断，多过一个合情选择。若果这种说法是恰当的话，那幅指出传媒镜头偏频的图画，便不足以解释社会陷入分歧的所有原因。反而“奈克立方体”（Necker cube）能形象化地提醒我们，有些情况下是两种观看方式都有理可持。只要别人是基于事实和合理的推论，哪怕结论与己不同，我们也不用视之为敌我对立。社会可以存在分歧，甚至很应该存在分歧，但它并不用因此而撕裂。
相关报道：社会撕裂 “黄”与“蓝”的平行世界上文部分刊于第176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19日）的《社会渐行渐远 由连登改制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