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言自得】杨振宁的两次淌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教授只有两次公开淌泪，都是为了同一个人。第一次是在上海市领导为他设的晚宴上。杨振宁这样写：“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腔，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我始终想不清楚。”撰文：杨志刚

时为1971年，杨振宁离乡赴美二十六年后首次回国访问，是中国1964年第一次原子弹试爆成功后七年。今天，我们回顾美国对伊朗及朝鲜核能计划的极限施压，为何美国当年会坐视不理，让中国顺利试爆原子弹？答案是美国绝非坐视不理，而是已经制定军事行动，计划以空袭把中国全部核能设施连根炸毁。

美国一向视朝鲜为邪恶轴心，实施全面制裁，但一俟北韩成功试爆原子弹后，美国便笑着坐下来和朝鲜对话。 中国亦是一样，原子弹改写了中国的国运，而拯救了中国原子弹免受摧毁的，是千里之外美国狙击手的一颗子弹。

美国早于1952年便曾经派遣海军陆战队空降东北，摧毁中国原子能实验室。详情可见当年参与行动者的自传。到了1960年，美国间谍卫星开始运作，对中国核能设施进行全天候监控。尽管如此，中国成功试爆原子弹的日期，较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评估来得早。而且美国和其余三个原子能国家英国、苏联和法国均以为中国会和他们一样，用“钚”作核原料。但试爆成功后，美国透过辐射分析出中国用的是“铀”，这技术难度更高，让美国大感意外。

据解封了的美国机密档案，美国总统肯尼迪自1961年1月上任以来，便高度关注中国的原子弹计划。肯尼迪敌视中国，曾多次公开表示，一旦中国拥有原子弹，整个东南亚便会堕入中国共产党手中。肯尼迪一方面勒令军方制订军事行动方案，以摧毁中国核设施，另一方面利用中苏当时的紧张局势，积极联络苏联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对付中国的核设施。

1963年11月，肯尼迪于得州遇刺，狙击枪一弹夺命。副总统詹森临危受命阵脚未稳，加上忙于应付越战等问题，以军事行动摧毁中国核设施的议案，便被按下不表。美国国内的政治暗杀，竟然无意中拯救了中国的原子弹计划，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进而改变了世界。这是全球地缘政治中蝴蝶效应的范例。

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讥讽中国在人民没饭吃没裤穿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好大喜功，发展只能耀武扬威的原子弹。“事实是假若中国没有‘两弹一星’，美国早已对中国好像对伊拉克、叙利亚那样动武了。”一名本港大学副校长对我说。是的， 就是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中国竟然有本事成功研发原子弹、氢弹、发射人造卫星。没有当年研发的‘两弹一星’，今天美国根本毋须和中国打贸易战。将原子弹和飞弹对着中国，美国要什么便拿什么。杨振宁曾说1964年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时代的新生日子。”

从理论、设计，到落实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共和国“两弹元勋”，是香港人较陌生的名字：邓稼先。他较杨振宁年幼两岁，两人是同乡，亦是小学中学大学的同校同学，两人都属天才人物，情逾手足。1948年，邓稼先从旧中国赴美深造，只用了两年，便在普渡大学取得通常要四、五年才获取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得到博士学位后，马上办理手续，第九天便乘船回到立国才一年的新中国。时为1950年，韩战爆发。他和其后“两弹一星”中负责卫星工作的科学家钱学森登上同一艘轮船“威尔逊总统号”。

但钱学森先生的行李刚搬上船便被扣了下来，被美国软禁了五年，不准回国，因为钱学森先生对卫星的顶尖知识，被美国军方认为抵得上五个师。邓稼先只在美国留学两年，可能美国以为两年不会学到什么顶尖知识，于是放行。美国军方想不到这年轻科学家，同样抵得上五个师。

中国知道美国对原子弹工程全天候监控，故此邓稼先回国后负责的原子弹工程属绝密级别，而且是远赴罗布泊沙漠地区，经年累月不能和家人会面，他夫人连他的工作地点都不知道。他对妻子说：“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些全靠你了。”他妻子在《邓稼先传》这样记载。

邓稼先以无穷尽的智慧和坚毅，在刻苦的沙漠带领新中国从零开始，自主研发了原子弹。七年后杨振宁首次回国，已是带着诺贝尔奖的光辉。他除了父亲之外，第一位要见面的，就是邓稼先。两人畅谈阔别二十二年的年轻旧事和最新国际情况，极其欢愉，但就是不谈邓稼先的工作。

杨振宁心中的疑问一直拖到最后时刻，在他离京赴上海然后返美之前，在停机坪的闸口突然止步，回身问送他的老朋友：“稼先，我在美国听说有美国人曾经参与研制中国的原子弹，这是真的吗？”情逾手足的老朋友问涉及国家机密的问题，又不能欺骗老朋友，邓稼先非常为难，于是回答说：你先上机吧，这事以后再告诉你。

送别杨振宁之后，邓稼先马上向上级请示，总理周恩来得知后明确指示，要邓稼先照事实告诉杨振宁。邓稼先于是连忙写信，然后派员赶赴上海将信送到杨振宁手中。杨振宁在上海市领导的晚宴上，收到邓稼先的亲笔信：“中国的原子弹全部是由中国人研制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杨振宁即场看完信之后，泪流满面。

他感情的激荡，是为情同手足的骄傲，还是为民族自豪？我想他还有一丝歉疚。邓稼先拿了博士后第九天便回国，自己却在取得学位二十三年后才重踏国土。和他一样有天之骄子天分的手足，在极其刻苦的环境下，为国家民族作了改写历史的贡献，而他自己则挟着诺贝尔奖的光环，名誉地位舒适生活科研机会从不缺少，但却牺牲了回馈家国的机会。他这次淌泪，才知道原来自己家国情怀是这样强烈，亦唤醒了要回国报效之心。

杨振宁先生第二趟洒泪是1987年为邓稼先扫墓。邓稼先为国家竭尽全力，搞垮身体，只50多岁便于工作时昏迷倒地；而且凡有辐射危险的工作，总身先士卒，结果身体受到大剂量辐射，才61岁便患癌症，翌年逝世。邓稼先的遗孀记载杨振宁先生扫墓时 ，“热泪夺眶而出，不断用手帕擦眼泪……哽咽难语。”我相信，杨振宁从那一刻已铁定要回国了。

上文节录自第17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12日）《杨振宁的两次淌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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