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二】让创新意念改变社会 “赚到尽”生态碍融资
本地社企的发展轨迹可由就业融合社会企业（WISEs）说起，此模式亦塑造了普遍港人对社企的想像。早年为了解决弱势或残疾等被边缘化人士遭劳动市场排斥的困局，不少本地社企属于WISEs，如庇护工场，向他们提供培训及就业机会。今天香港已愈来愈多本地社企从WISEs模式走出去，不再止于制造就业机会，会利用创新思维解决社会问题如歧视、基础建设等。当社会问题日趋复杂，社企会否是其中一个可行的改善办法？
承接上文：【社会企业．一】在商业经营中实践社会使命 社企是门好生意？
“其实大家并非很意识到社企是什么。”香港中文大学创业研究中心主任、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区玉辉认为，在自由主义浪潮下，不少地方视资源用得其所、释放经济潜力为金科玉津，同时造成资本家及劳动阶层的财富差距，香港也不幸免，贫富悬殊愈演愈烈。即使经济好转，却未能惠及基层人士，而结构性失业问题亦影响着本地社会。如何解决此深层次矛盾，让基层及弱势分享经济成果？除了设下安全网、最低工资外，成立社企可向没有竞争力的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让他们藉工作改善生活、重拾尊严。
“弱势社群找不到工作，所以社会需要制造岗位，想一些他们能够做到的工作，如打电话、整花、陪月、顾客服务等，专门找一些无人注意、但却很需要人力的市场，而最初所受惠的人必然是弱势社群，这就是WISEs的开始。”区玉辉形容，在香港大家总会强调市场是万能的，只要有人愿意出钱、有需求，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但现实中未必凡事有求必应，或是“西瓜靠大边”，只倾向强大利益、约定俗成，令到本来要做的事不做，市场失效。
区玉辉提出，传统企业多数追求赚钱，但创办社企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创造财富，更可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齿轮：“你可以选择赚钱，也可以选择赚impact（影响），如果想做大，就要创新。”传统的公司法规定企业须以股东的利益为最大依归，否则便会与股东权益有所冲突，甚至引起诉讼，而社企的独特性在于是针对社会问题创造影响。区玉辉说：“start-up又新规模又小，大家都做（相同的事），那你为什么也要做？”
传统社企以帮助弱势社群为主，但近年来本地社企百花齐放，部份还会致力扶贫外的其他社会目的，如涉猎创新、促进社会共融，推动环保、公平贸易，以及文化承传等，目标从“授鱼不如授渔”的单纯扶贫到推动社会创新，光谱愈拉愈宽。据社联统计，截至2017年底，654间社会企业中，以“生活百货”（17.7%）占为多数，其次是“饮食”（15.2%）、“健康护理及医疗”（14.6%）及教育及培训（13.1%），社企愈趋多元。
过往，不少创新意念都是瞄准富人市场，穷人往往被无视。有学者提出，“金字塔底层”（BOP）的概念，即按照财富和收入能力划分经济人口，金字塔顶端是为数不多的富人，底层被视为最穷困及缺乏消费能力的庞大人口，而现在金字塔底层也成为社企的目标市场。
如菲律宾慈善机构My Shelter 推动的“A Liter of Light”计划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创办人Illac Diaz于2011年成立社企“A Liter of Light”，以废置的一公升胶樽、注入漂白水及清水制作太阳能灯泡，利用光折射原理达到零耗电照明效果，让当地贫民窟数以万户无力负担电费的基层，在晴天时可以为暗无天日的居所带来光明，起初Illac授之以渔，在社区教授制作为维修方法，让有兴趣的邻居参与其中，邻居继而将此发展成一盘小生意，惠及更多人。
又如穷人没有资产抵押、传统银行又不相信其还款能力，因此不能向银行借贷，有社企因而推出微型贷款，以合理利率，无需抵押或担保，让基层贷款有门。区玉辉认为，以往的制度没有给予弱势社群机会，而企业也无意为他们创新：“因为觉得无利可图，企业家不会理会穷人，只希望做中产的奢侈品（生意），但其实是不会做合适穷人的产品，忽略了他们的巨大市场。”
主张自由经济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为股东利益追求最大利润化”，他认为企业赚取最多利润并回馈股东，让股东自由支配回报，便等同对社会作出贡献，而且若每一所公司都有着相同想法，市场便能有效率地分配资源。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在现实中，当企业赚钱至上，变相忽视甚至制造了许多社会问题，而数次全球经济危机也令不少人开始反思上述广为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想法。
经管大师麦可波特（Michael Porter）2011年在哈佛商业评论提出“创造共享价值”（creating shared value, CSV），即企业藉行善赚钱，本质是商界行为，但却可藉利人以利己，他认为企业同时兼顾社福与营商目的，可创造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并创造正面的界外利益，弥补资本主义的缺陷，因此公司不应依然如故，只看重股东而忽视其他持分者利益。
为鼓励社会创新，港府在2012年以五亿元成立“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社创基金），向社会项目提供起动及扩展基金，以回应社会的需要，纾缓本港的贫穷和社会孤立问题。社创基金委聘协创机构推展研究、能力提升和创新计划，支持不同种类和发展阶段的创新项目及伙伴计划，当中包括社会房屋共享计划、食物援助协作平台等，支持公众开办社企及协助具成效的业务扩大规模，截至今年3月，已资助177个社会项目，16万人受惠。
现时社创基金由扶贫委员会下的专责小组监督，区玉辉是小组成员之一。他说近年私人创投与日俱增，尽管当中也有一些社企创投基金，以投资、贷款等不同模式投资富有潜力及高社会效益的社企，但更多社企仍靠政府资助，反映寻求额外资金并不容易。
区玉辉曾就此在报章撰文：经历种子阶段的社企若日渐找到可行的商业模式，其产品或服务未必只会局限于少数阶层，反而可面向更多潜力消费者，赚取更多收入帮助弱势客户，高回报伴随高风险，如突出自己高回报的商业模式及技术，在正常市场赚取利润，此举与慈善投资、操作手法及投资目标不符，难以接纳业务；而风险投资及商业投资则质疑社企可否带来最多回报，对投资却步，这使社企的定位两面不讨好。
“如社企有办法维持营运，规模愈大，便可帮到更多的人。”他强调，社企期望在赚钱同时为社会带来改变，惟要发展至相当规模，方能发挥一定作用。早有不少报告指出，现金流和融资是他们维持业务及增长的障碍，逾五成本港社企曾受政府资助，政府担当社会创新、扶贫助弱推动者，提供起动资源无可厚非，但社企规模过少，日后融资必然困难重重，过去政府虽向社企提供种子基金及补助，但社企的营运架构及依赖政府提供资金的发展形态必需有所改变，才可吸引融资。
早年达九成社企由非牟利组织营运，如于去年结业的“黑暗中对话”、扶康会的庇护工场等等；营办社企团体由2007年103个，增加至2017年301个，十年间增幅近两倍，运作模式日渐出现转变，随着愈来愈多创业者有意创立社企，为了更易获得融资，营办社企团体不再以慈善范畴为主，现时获《税务条例》第88条豁免缴税的团体有147间（48.8%），未有获豁免缴税的有154间（51.2%）。根据相关条例，机构所得利润必须只作公共慈善用途兼大部分用于本地，才可豁免缴交利得税。
区玉辉说：“传统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赚钱，一种是捐钱，即是发财立品，这些大家深入民心，你不发财便不会立品的。你可以是一个慈善家，也可以是一个资本家，但不可以是社会企业家，因为香港人不相信你可以同时做。”投资者认为投资企业理应得到最多的利润，而创效投资会减少回报，这个思想令不少企业家情愿赚更多的钱，再将钱捐予有需要的人，此想法显然与社企的营运模式格格不入，区玉辉不讳言，推出一线通平安钟服务的长者安居协会是社企界的异数，投资者被营利束缚，渴求回报，社企看重改变社会，有待磨合的观念成为社企面临的普遍困境。“我们是崇尚市场、拥抱市场，总认为市场是万能的，而且我赚到尽又不犯法。”他形容归根究柢，香港社会仍然未走出二元对立的死胡同，“赚到尽”的意识形态仍根深蒂固，使社企难寻觅融资。
关于社会企业系列报道：【社会企业．四】解决社会问题 不能单靠社企
上文节录自第172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2日）《在商业经营中实践社会使命 社企是门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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