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一】在商业经营中实践社会使命 社企是门好生意？
庇护工场、食物银行……这些都是对社会企业（下称“社企”）的刻板印象。社企有别于依靠捐款及赞助的慈善团体，以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见称，近年在香港蔚为风行，社企营运模式亦有所改变。政府以往成立不同基金及资助计划，鼓励非牟利组织和企业家以创新思维推动社区发展，亦在今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留1.5亿元港元予“伙伴倡自强”社区协作计划支持社企营运，拿掉空洞的数字，社企是一盘怎样的生意？
“社企透过做好事赚钱，因此帮人是目的，赚钱是手段。”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客席副教授、丰盛社企学会会长纪治兴说。“社会企业”的概念源于英国，英国社企联盟（SEUK）定义社企为运用商业手段去实现特定的社会目的。换言之，社企不视赚取最多利润以分派给股东为首要目的，而是尝试透过商业操作解决社会问题，利义并举。
在本港，民政事务总署综合不同的定义：“社企是一盘生意，透过企业策略和自负盈亏的营运方式，以达致特定的社会目的，而其不少于65%的可分发利润会再投资于本身业务，以达到该社企的社会目的。”本地社企五花八门，提供社会缺乏的服务或产品、为弱势社群创造就业和培训机会、保护环境、运用本身赚取的利润资助辖下的其他社会服务等，满足不同人士的需要。
利用商业力量拯救世界？
上世纪七十年代，欧美国家经济衰退，失业率急剧上升，贫穷问题日益加剧，政府面对严重的财政赤字，不少人开始质疑凯恩斯主义，甚至认为社会问题或是政府过份介入市场所致。基于欧美经济萧条及政府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社企便在营商及公民力量的土壤中应运而生，尽管香港社企发展较晚，但也大致在这社会背景下产生。
2000年，时任社会福利署署长林郑月娥甫上任，便积极改革福利机构服务的资助模式，政府于2001年从实报实销制度改革为整笔拨款津助制度，目的是鼓励机构善用资源，以提高弹性、解决行政程序导致服务僵化等问题。然而，机构亦因此面临减薪及缩减编制，不少机构需要自行发掘不同资源及方法以维持服务，营办社企遂成为出路之一。
在2001/02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政府拨出5,000万元支援残疾人士就业，社会福利署遂开展“创业展才能”计划，以拨款设立种子基金资助慈善机构，透过市场导向形式为残疾人士创造就业机会；至2006年民政事务总署为配合扶贫委员会工作，获1.5亿元拨款推行“伙伴倡自强”社区协作计划，向合资格非牟利机构提供种子基金，成立社会企业，为弱势社群创造就业机会及提升技能。计划自推出以来共资助约220间社企，雇用超过5,000人，包括残疾者、有就业困难妇女、长者和年轻人等。两项计划为每个项目提供最高300万元资助，资助期不多于三年，政府期望资助期完结后，社企业务可自负盈亏。
这些计划成为不少本地社企的起点，但社企时至2007年才渐渐进入大众的视线。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在《施政报告》表示会大力支持社企发展，以改善香港失业及贫穷等社会问题。曾荫权认为，政府、商界和民间合作发展社企，可推动关怀文化，发扬“助人自助”的精神，为社区创造更多职位。
助人自助 不计回报？
纪治兴在2011年成立“丰盛社企学会”，这个非牟利组织召集各界专业人士成为义工，期望以知识和经验推动香港社企及社会创新的发展，现时纪治兴不时坐在办公室内免费为社企把脉，以一对一的模式传授经营技巧及学术知识，为社企解难，同时丰富自己的企管知识。他说，自己踏足社界纯属偶然，之前长年在内地工作，至2006年辞掉惠普中国区副总裁一职，49岁便提早退休。回港后，他在基督教会当执事，结识了同为教会执事的社企丰盛车房创办人。纪治兴记得，那时车房在亏损，所以他捐款支持，翌年再蚀便再捐，如是者到了第三年，车房帐目仍是惨不忍睹。“蚀了钱便去筹钱，这个心态是不会成功的，即使你最初多有心，到头来什么热诚也磨蚀了！”所以当时纪治兴决定“一半捐钱，一半捐时间”，试图救回车房。
丰盛车房理念是让从业者一边赚钱，一边学手艺，车房的学徒多为惩教署转介的释囚或社工转介的隐蔽青年。纪治兴说，最初着手协助营运时，一看便发现车房完全不晓得如何做生意，品质管理标准、顾客电子数据库等统统欠奉，连最基本的零件价格、员工出勤记录也一塌糊涂，没有好好控制成本。他于是决意重整旗鼓，同时引入分红计划：如果车房在半年内有盈利，当中三分之一会按薪酬比例分给全体员工，结果车房成功在六个月之后转亏为盈。
纪治兴说：“每个国家的扶贫（政策）也有一个组合，最简单是慈善捐款，其次就如综援、再培训、最低工资、甚至社企，即曾荫权所说的‘做大个饼’。”当政府愿意投放更多资源，放宽申请资格，加上官方宣传及媒体报道，社企遂如雨后春荀般涌现，成为香港其中一种普及的商业模式。按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下称“社联”）辖下社会企业商务中心2007年起每年编制及出版的《社企指南》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港有654间社会企业，较2016年上升7.2%。值得留意的是，并非所有社企均到社联登记，因此实际的社企数目会更多。
只是，对任何企业而言，守业并非易事，在市场竞争、租金压力的大环境下，社企要在香港同时结合商业和社会目标，面对的困难更为复杂。纪治兴指出，社企由创办到上轨道平均需要五年时间，能持续营运的成功率约有六成，如何达到收支平衡以至获利无疑是最大挑战。如“伙伴倡自强”社区协作计划自推出以来，36间社企在资助期满后三年内停业，而根据持续营运的社企在资助期后提交的周年进度报告，约有六成社企有盈利或收支平衡。纪治兴分析，仍能继续运作的社企，不外乎是有盈利或是机构有能力承受亏蚀，但他强调，盈利并非量度社企成败的唯一标准，为社会带来多少影响才是重点。
在纪治兴眼中，社企某程度上能防贫及灭贫，既具社会安全网所缺乏的经济效益，同时亦可减省社会成本及增加社会资本，是扶贫助弱的理想模式。但商界有批评声音指社企倚靠政府的补贴，造成不公平竞争，而且营运业绩不佳，灭贫成果不彰。这方面纪治兴另有见解，他认为对于政府而言，社企赚钱与否并非最重要的考虑因素，重点在于能够生存，继而聘用一些弱势社群，“社企赚钱当然是最好的，但你蚀得起又可以生存，其实穷人也有得益。”
2013年，丰盛社企学会学会为民政事务总署的“伙伴倡自强”社区协作计划及社会福利署“创业展才能”计划计算社会投资回报 ，如以平均社企营运年期中位数9.3年计算，社企获一元投放，便有4.46元回报效益，让钱直接从企业手中流向弱势，比起综援的社会效益更大。纪治兴认为，综援每年经常开支逾200亿元，逾22万受助人，过半为年老、永久性残障、长期病患人士，余下的是有工作能力但没有市场竞争力，如需要照顾小孩的单亲母亲、残疾人士等，他们有工作意欲却有心无力，“约有一半人是可以工作的，但很需要老板迁就，而社企正是担任此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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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72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2日）《在商业经营中实践社会使命 社企是门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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