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访张炳良：与年轻人沟通　谈什么？谈何容易！

《逃犯条例》修订的风波仍然炽热，尤其是年轻人一再展现韧力，迫使特首林郑月娥在上周二（7月9日）出席行政会议前向传媒表示，会聚焦回应年轻人的诉求。所谓年轻人问题，早已不是初次被提及，就如林郑提出要改组的青年发展委员会，便一再被批评“离地”—成员中官二代、富二代的充斥，在许多人眼中不过是一再反映现时社会的不平等，以及所谓聆听年轻人声音的虚伪。林郑视作对话目标的大学学生领袖，亦表明现时没有沟通的基础。到底沟通之难难在何处？身段、包袱以外所反映的深层次矛盾又要如何疏解？

“我们大家都年轻过，我们大家都激进过、激情过，所以能够理解他们的一些心情。”民主党出身的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这样作开场白。可能正正因为自己也曾经走上街头，张炳良口中的理解似乎比林郑月娥等一众政府官员的强硬作风稍稍容易使人受落。亦可能是由于本身的社会学训练，张炳良不断强调“context（脉络）”：“我是年轻人的时候，我成长的环境、际遇跟今天可能很不同。当年我们受的限制，可能今天他们没有，但当年我们所认为有的空间，可能他们今天也觉得没有很多，所以我们（处理年轻人问题时）一定要放在他们的 context去看。”

在张炳良成长时期，香港大学是殖民地政府的主要公务员培训所。作为当时的精英，张炳良在港大毕业后就加入了政府，先后于布政司署及廉政公署任职，后来投身社会事务并成为学者，1983年加入汇点，1994年随汇点并入民主党， 2004年退党，翌年获委任为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2012年就任运房局长。在政府、高教、政党的工作历程里见证过香港社会多次重大变迁。张炳良如此形容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情怀：“香港经济起飞、社会改革的年代，就是我们这一辈人年轻的时代，所以我们觉得全部有自己的脚印在里面，香港我有份。”

“现在的年轻人都会想，将来的香港他们是有份去塑造的，而他们心目中的香港已经跟我那一辈有一些不同了，我们要这样理解他们。”那么，年轻人心目中的香港是怎样的呢？张炳良没有直接回答，他反而会去想，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年轻人的绝望感，为何会借着这次《逃犯条例》修订而爆发，他相信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循环（cyclic）—政治上恐共，又不止于政治。

张炳良回想自己在大学工作时，经常安排学生到内地访问交流，学生亦很踊跃参加，但现在搞交流、实习，学生都倾向选择外国，内地城市不受欢迎。“现在‘返大陆’是比当时大陆的条件好很多，当时‘返大陆’交通又不好，搭飞机又不方便，过关又要排队。”“现在‘返大陆’，你撇开政治问题，随便一个城市，你去厦门，去长沙，去南京，去最繁盛的购物区，你的感觉可能同到任何其他大城市一样。那里的人的衣着是跟香港没有分别的，他们的消费模式，也是逛公司，吃东西，去快餐店，与香港一样。”

“这些事不可以视为理所当然。走过这条（见证内地发展的）路的人会觉得，变了好多，他们看的是半杯水已经满了那部份，会觉得是有东西的，是发生了好多改变。如果从一个理想境界（去看），则里面还有一半是空的，也就是还不够好。你可以说，年轻人里有一部份人会着眼于空的那部份，感到失望、因而去批判。但另一部份世故的人会觉得已经一半满，而这一半满是我年轻的时候有份加水进去的，我有份填的。”

张炳良描述的情况，相信年轻人也看在眼里，或者也有不少年轻人亲身感受过，毕竟内地的交流计划或许比起其他地方不受欢迎，但每年还是有不少香港年轻人参加。换言之，我们不应该太快就直接论断讨厌内地的年轻人不会“返大陆”，更该问的问题是，年轻人认识和接触内地的途径远胜上一辈，为什么当中不少人却厌恶、甚至恐惧中国内地？

听听年轻人怎么想

学生领袖说他们不能代表反修例运动，不肯单独与林郑会面，反建议特首上影响这场运动走向的“连登”讨论区听年轻人的声音。我们直接把一个有几千“正评”的连登帖子印出来，让张炳良看看。这个帖子是这样开始的：

老实讲：我最怕见到嘅系林郑撤回逃犯条例，然后下台

如果呢一刻林郑出嚟宣布撤回条例，然后喊苦喊忽咁话下台。老实讲，我最怕见到嘅就系呢一幕。因为会有好多香港人认为，我地终于“争取到成果”。民意将会转为平静，人气消磨，坚持者势孤力弱，最后呜金收兵。

然后好多人会唔记得，我地出嚟抗争，展现民愤嘅本意系乜。逃犯条例只系民愤嘅导火线。引线末端，构成民愤本身嘅燃料，系中国政府自1997年起，一直敌视香港人嘅政策，从政治、教育、医疗、房屋、饮食多方面渗透打压我地，佢地虽然无用子弹去杀死香港人，但佢地用心理斗争嘅诡计，去令香港人一个个咁移民，一个个咁麻木变成只向钱看嘅活死人，甚至对未来绝望而自杀。

随后，文章列举了年轻人面对的种种“困境”：

点解我地香港人自细就要填鸭式教育，喺高压嘅环境下渡过本应快乐嘅童年？点解我地香港人要用普通话学中文？宋词唐诗唔系用广东话写嘅咩？点解我地香港人自中学起就要放弃梦想，被父母逼自己去做医生律师呢啲“揾到钱”嘅职业？点解我地香港人上到大学，出嚟做野，就会比社会上嘅大众以“揾钱能力”分级评价？点解我地香港人钟意一个人，同佢结婚，要以有无楼为优先考虑条件？点解我地香港人连生个小朋友都要谂医院有无床位，奶粉炒到几钱？点解我地香港人生个仔出嚟，2岁就要同佢谂定点样揾钱铺人脉呀？点解我地香港人去超市买野会愈嚟愈贵？明明国际价格系趺（跌）紧呀！点解我地香港人想开铺做生意，要面对个无良吸血鬼业主？点解我地香港人每朝早返工，要好似只畜牲咁逼上车，一车车咁返工呀？点解我地香港人想去公园抖下都要比人嘈X住哂（晒）？点解我地香港人去旺角铜锣湾，感觉好似返左大陆咁呀？点解我地香港人著黑色衫都要担心比差佬打呀？点解我地香港人去餐厅要比最高嘅价钱，去换取最差嘅服务 / 食物质素呀？点解我地香港人老左去医院，都要同班新移民争床位？点解我地香港人连死，都要头痛个坟位摆系边，死无葬生（身）之地？归根结底（柢），到底系咩令1997年后嘅香港人要过咁嘅人生？香港人，人均GDP系38万港纸，高过法国、德国、英国、日本，谨（仅）次于瑞典、芬兰小小，点解我地过唔到呢啲发达国家：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嘅生活？点解我地收入中位数得1万5千蚊？点解我地呢班生于1997年前后嘅香港人，大部分善良正直嘅人，可能要穷一生精力、渡过刻苦乏味、麻木无（灵）魂嘅人生，最后只得蜗居一间，生子亦无法令其快乐嘅人生？呢啲深层次矛盾、因政治而产生嘅郁结，同埋当权者与香港资本家谋取暴利压榨人民嘅手段，一日唔消除，香港人永远唔会有好日子过。

意识差异带来对立？

这篇网文的讲法有多大代表性，每人自有答案，不过文中揭示的“深层次矛盾”，诸如填鸭式教育、高楼价、医疗资源不足等等，确实是社会舆论长年探究的，不论张炳良还是林郑月娥，也认同存在这些问题。只是，对问题如何产生的意识判断上有明显差别，导至政府和市民在如何解决问题的看法上迥然不同。就这个帖子而言，许多矛盾都指向“1997年”，张炳良明显有保留，“填鸭式教育，我读书的时候已经是这样子了。”很难否认，加租的业主是香港人；繁忙时间跟我们“逼车”的是香港人；用“有无楼”来判断结不结婚的，也是香港人。

“游行的不止是青年，像（青年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刘鸣炜也讲有些年纪大的（也去游行），他们为什么对内地这么多不满呢？这里有很复杂的一个cyclic，不单止是政治。可以说香港人长期都很‘恐共’，甚至接受不了共产党，对于共产党有基本的不信任、不接受，这个因素是存在的，如果没有这个因素， 当年北京也不会有这个智慧搞‘一国两制’。”

“这些深层的东西，会借着两制之间的矛盾爆发，所以你会看到《基本法》23条立法时爆发。”张炳良续说：“到了殖民地后期，香港人很清楚、很理性的想要三样最根本的东西，但香港只有两样。三样东西是什么呢？自由、民主、法治……没有民主，起码我还有另外两样东西．香港人是这样看的。”他形容，这次反修例运动正是“怕失去一些东西”，他不讳言泛民将一些问题“讲得好绝对，讲到‘天冧落嚟’，说什么今次是我们最后的游行了，之后没有自由了。”虽然《逃犯条例》本身与限制游行沾不上边，但张炳良判断“年轻人都会这样想”，“年轻人选择这样理解”。

恐惧与生活压力纠缠累积

然而这种不信任、恐惧，正正就是从每个人的生活中面对的教育、医疗、房屋、就业等种种压力螺旋式的相互纠缠、上升累积。林郑两年前上台时就在说以民生为重，如今面对严重管治危机，又说要重新审视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却让人觉得毫无重量，正如她在6月15日宣布的“暂缓”修例来得太迟，现在社会上各种抗争“遍地开花”，也不是林郑明天说“撤回”，大家的生活就会“重回正轨”。

要沟通不止于空谈或各自表述，起码双方要理解彼此的问题意识，弄清楚香港现时面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反修例运动的五大诉求，张炳良并不是通通反对，他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整个6月的多场抗争。他亦觉得是时候面对政制问题，即使今天要跳政改这场“探戈”不比2014年轻松，但有寸进怎么也比原地踏步好。不过他仍然强调用一个比较的角度看待香港的城市运作，“起码运作如常”，警察、法院依然专业，“still one of the Asia’s finest（仍然是亚洲最好之一）”。

是不是这样呢？很难说。反修例运动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不单纯是修例的问题，还有对警权、法治等等制度的不信任。绝望感的存在，说明在年轻人的判断里，香港早已不正常。而信任不是一时三刻可以重建，2014年的时候，他们不信“真普选”会“逐步出现”，2019年要重启政改更是不知从哪里谈起，是在人大“831决定”基础之内还是之外呢？萦绕不断的恐惧也不是说多搞几个交流团、一面倒叫年轻人投身大湾区发展、一面以关爱共享计划多派几次4,000元就可以驱散。其实，香港的年轻人也会到内地消费，也会看内地剧集；但同时他们也看到内地的负面新闻，看到内地的维权人士被打压。一方面，年轻人对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认同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他们也感受到内地的打压和噤声步步进逼。在这个情况下若只用“为你好”的家长式心态去推动政策，恐怕只会继续错判形势。

政经民生问题连结

林郑月娥表示对话的前提是要“没有前提”，示威者要求的是五大诉求。正如张炳良所判断，姿态式的和学生领袖对话不过是象征式的，所以可以预计学生领袖拒绝对话。他同意，现时反修例运动掌握了一定潮流，但他明言，这是有“时效性”的，“等运动过了就没有了”，而既然双方都知道要解决深层次矛盾，那么到底是示威者执意要“撤回”，还是林郑执意不说“撤回”，都只不过是问题的表象。

一个没有大台的运动不会说散就散，在6月下旬，反修例运动的网络、动员基础“遍地开花”，为其他地区性的游行抗议所用，例如九龙区、屯门区的两次游行都成功动员一定市民上街，网民也积极推动到上水、沙田、将军澳等不同地区的游行抗议。当中反映的正正就是宏大的政治问题和经济、社区日常的民生问题已经渐渐有连结，所以政改和经济改革缺一不可。公民社会在这次运动中摆脱了无力感，又比2014年更具经验，若林郑月娥不再作大幅度的社会改革，特别是在土地房屋、教育、警权问题上站在市民的一方，政府的施政以及建制派在下半年的区议会选举只会举步维艰。

上文刊载于第17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15日）《与年轻人沟通　谈甚么？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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