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抗命．二】面对警力镇压 台港示威者反应大不同
上文提及，示威者从原本的“撤回逃犯条例”、“林郑月娥下台”等口号，到7月1号冲击立法会时转变为“解散立法会实行双普选”等五项诉求，抗争者是否已由对修改某项法例及官员的不满，转变为对整个体制的不信任？对此，台湾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陈弘儒不敢轻下定论，但他补充，民众是否信任体制的关键，很大程度取决于警方的执法与法院的裁判：“法院裁判程序比较冗长，抗争运动短时间内不会被这部份影响，但警方的执法如果欠缺自制与对于基础权利之尊重，会激起民众对体制是否正当的反省，这个不只是台湾跟香港，其他地方的抗争运动也有类似现象。”
陈弘儒表示，国家公权力赋予了警察一定的执法权去维持社会稳定，所以警察执法的行动本身就表彰了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如果出现执法粗暴、过度用武等情况而未能进行深切检讨的话，那可能反映国家的基本原则允许警方的行为，或是国家基本原则其实不允许，但警方的行为依然被政府默许，这都会影响社会成员对国家政治基本原则的想像，从而加深对体制的不信任感。陈弘儒解释，太阳花学运初期，示威者虽与立法院驻卫警有零星冲突，但由于时任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不愿意动用警察权，警察无法强制驱离占领者，就算立法院外围有警察驻守、警民双方也互相盯哨，但功能上只是维持现场稳定。然而，在太阳花学运期间，同样有大批抗争者因冲入行政院“占领”，而遭警方以强势武力驱离，例如朝示威者头部挥舞警棍、开出大型水砲车喷射示威者，这让台湾民众看到国家公权力的暴力性质，并对于警方执法正当性产生高度疑虑。但不满警方执法手段的台湾民众，对体制的信心似乎并未动摇。
当时有位警察在Facebook上写道，“脱下制服，我们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反服贸（协议）草率过关，但是穿上制服，我们就不再只是自己，而是警察，是台湾法律的执行人，你们来到立法院争取民主，而我们站在立法院前捍卫法治，我们不是敌人，而是站在对面的战友，请各位冷静下来，别再与警察发生冲突，聚焦在警民冲突只会模糊焦点”，令不少网民动容；现场抗争者也不时向站岗警察说“辛苦了”，并自制写上“警察大人、小姐们，你们辛苦了”的看板，更在警车玻璃窗上贴满为警方打气的字句。未知双方是否真心互相体谅，但至少在大多数的时候，警民关系都相对和谐，“警察不动、我们不动”也成为抗争者最常呼喊的口号；因此，即便在行政院的武力镇压过后，民众大多也将责任归咎于上层的政府官员及个别员警，并未迁怒否定整个体制。反观香港，警民关系紧张得多。媒体不断报道警察清场时说出“叫你耶稣落嚟见我哋 ”、“记你老母”等挑衅字句，或是在一名含泪哀求员警撤退的妇人面前发射催泪弹、对没有动作坐在原地休息的民众或正在拍摄的传媒脸部喷射胡椒喷雾，种种画面都显现了警察恶质的一面，民众在私底下也以“狗”、“黑警”、“警犬”等形容词称呼警方，甚或有示威者大骂警察“shame on you”，警民关系降至冰点，也使得示威者更坚信是体制出现问题，才造成公权力恣意滥权而不必承担责任。
另外，从报道可见，不少警方的执法行动都都引起示威者质疑，例如被指在7月1日刻意“放空城”让示威者冲入立法会、质疑警方“未卜先知”，在示威者未冲入立法会前，已拍摄会清场的警告短片等等。陈弘儒认为，如果这是警方的策略性行动，也会加深警民之间的信任鸿沟，令运动更激进。然而，在几次抗争事件中，我们不时见到有少部分抗争者，或会出现向警方扔掷石块、铁条，或是如同7月1号时以相关器具破坏立法院内外相关设施的情况发生。当示威者因为基于各种原因，而有社会民情认为“暴力”的情况出现时，政府及示威者又应如何面对？
上文节录自第17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8日）《从太阳花学运到冲击立法会 非典型公民抗命如何走下去》。继续阅读：【公民抗命．三】如何让“暴力”不成为抗争运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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