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过劳】增加劳工谈判底气 打破盲目吃苦迷思
除了前文提到的过劳定义厘定、相关措施的立法外，社会薪酬结构改善和观念的革新，也是杜绝过劳的重要因素。此文章为《拒绝过劳》系列报道文章三之三
增加拒绝过劳的底气
薪酬的结构、厘定标准和实际购买力决定了雇员在劳动市场的谈判能力。当雇员谈判能力薄弱时，就难以拒绝企业延长工作时间的要求，甚至可能主动超时工作，以健康换金钱，增加引发过劳死悲剧的风险。有研究发现，由于德国企业职位间的薪酬差距较小，因此健康的工资结构令德国员工的工作时间普遍较短。研究还指出，由于美国薪酬厘定的标准较重视工时，工时对雇员的工资收入及晋升影响较大，所以美国的员工不仅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也较大。
从这三项准则审视香港，会发现香港劳工薪酬市场极不健康。加班已变成香港职场文化，不加班的员工被视为不够努力。且香港工资结构极不平衡，比如《香港01》早前多次提过的社福界“整笔过拨款制”导致的薪酬不公。该制生效后，新老社工的薪酬可以相差两倍甚至更多，更与原属同一薪酬系统的中小学教师的收入相差万里。最近香港教育大学以远低于薪酬中位数的12,000元薪资聘请研究助理的新闻，更是令众多欲走学术道路的求职者心寒。可见香港不同行业、不同职位、甚至不同入职年份的工资差距甚大，许多员工在此劳工市场上议价能力薄弱，难以拒绝不合理的工作量分配、超时工作的要求等等。
不幸的是，香港大部份劳工还面临高物价、购买力低的困境。德意志银行研究部5月发表的《2019全球物价报告》，香港税后人均月薪只排第27位。房租却排名全球第一。同时，诸如饮食、健身等花费同样名列前茅。以至综合来看，香港总体生活质素排名只排44，处于世界中下水平。购买力不足的薪酬水平进一步降低了雇员拒绝雇主不合理要求的能力，甚至将他们推向自愿“过劳”工作的深渊。比如香港和美国临时演员薪酬的天壤之别则造就了两地临时演员不同的命运。
今年1月，64岁临时演员刘何志结束他生前最后一场凌晨4时收工的演出后，疑因过度劳累猝死于尖沙咀么地道。他的朋友叙述“一日24小时佢都可以开工”，不仅做临时演员，更为了生计奔波于其他不同的散工。可以说刘何志的悲剧正是香港薪酬市场病态的缩影。香港临时演员的时薪只停留在政府劳工法例规定的34.5元。然而在美国，临时演员一天薪酬为174美金（约1,360港元），并连续三年每年加薪2.5%，且有服装、道具和用餐等津贴，或提供用餐、雨中拍摄额外薪酬等等不同的补助。合理薪酬避免了临时演员疲于奔命。
因此，要切实保障劳工权益，一方面需要加强工会维权力量，支持工会参与协调劳动关系，保证工会的经费独立，监督机制，以提高雇员的议价能力；另一方面，政府需制定足够的政策支持，降低雇员对企业的依赖性，比如合理的失业保障，良好的生活福利，完善的社会保障等，使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地位和力量对比基本保持平衡。如此，才能构建更健康合理的劳工薪酬市场，尽可能避免雇员卷入“过劳”的漩涡。
打破思想上对过劳的迷信
当然，除了外部法律和劳工市场的完善，社会的思想也需正确看待过劳。香港社会不单奉行资本主义，更推崇新自由主义。在这种思想下，极容易只重视生产力而忽视了人本身，让员工陷入过劳险境。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想要出人头地，就必经一番彻骨寒”—这些“金科玉律”背后，是老一辈的狮子山精神：靠勤劳白手发家致富。但如今它们成为资本家用来包装过劳炮弹的糖衣，很容易让人迷失其中。我们必须小心区分，在工作上吃的苦是否得到了合理的回报，是否已经危及身心的健康。同时我们更应思考，时过境迁，这份信念是否依然适用？当代社会的阶级壁垒愈来愈坚固，年轻人白手起家的机会愈来愈低。如果上面所述的结构性问题、环境问题不能够改变，那么年轻人的努力只会导致无谓的过劳。与其埋头推车，我们更应擡头看路，选对方向，让努力得到应有的回报。香港政府及各界着手改善常遭诟病的落后社会结构，构建薪酬合理的劳工市场，完善劳工保障的法律环境，势在必行。
上文节录自第168期《香港01》周报（2019年6月24日）《 为谁辛苦为谁忙 打击职场过劳 法律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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