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台湾记者观察抗争：我见到什么样的香港人

“这给你。”上周三（6月12日）凌晨零时10分，刚踏出金钟站A出口的阶梯，还在左顾右盼确认着前往添马公园的方向，却先被前方的呼喊声吸引了目光，有几名白衣人士正在天桥旁向路人派小卡。在好奇心驱使下，我忍不住过去观望。或许是看到我探头探脑的模样，一名刚拿完小卡的女士主动将她那叠分了一半给我，卡片上写满了各方救援电话与资讯，显然是提供给示威者，在遭警方逮捕时，能拨打上面的资讯求助。有鉴于我太过蹩脚的粤语，我将小卡收入口袋后仅微笑向她说了句“谢谢”，便准备继续找路，未料她追问了一句：“台湾人？”我略显讶异的点了点头，她回以微笑后未多询问，仅留了句“小心”便与同伴离去。在香港的半年多来第一次从一声谢谢就被辨别出是台湾人，不免感到些许惊喜。

从金钟港铁站到添马公园的路上，不时见到许多警察在一边戒备，但并未遇到盘查。抵达添马公园时已接近零时30分，由于龙和道旁及添美道上亦有示威者聚集，公园内的人潮不到爆满的程度，但从前往男厕小解也需排上五分钟左右的队伍，便能得知现场有不少人。公园内除了有人拿着麦克风站在高台上不时向民众喊话激励士气外，偶有车辆在经过龙和道时会按响几声喇叭向民众示意。或许是夜色已深，群众虽会响起几声此起彼落的欢呼与掌声，但整体情绪并不高亢。

尽管大部份时间都处于相对平和的状态，但仍能感受民众的情绪其实相当紧绷，Telegram的联络群组内不时传出警察可能清场的消息，甚至在听闻警察准备包围公园时引起了一场小骚动，草地上一群人迅即起身准备离开，一时间“不要走啊”、“留下来啊”的劝慰声不断，大家都站起身来想了解现时的情况，直到确认是虚惊一场后，才又松了一口气。

凌晨3时过后，很多人在草地铺上了塑胶袋就地休息，还没入睡的或者划着手机、或者呆呆看着天空等待天亮。我与友人散步前往添美道，或许是整晚没有突发的事故与冲突，警方也变得相对放松，许多围守立法会的警察将手肘靠在铁马上休息，有的还相互交谈说笑。友人便听到有警察对同袍说：“我们这样算实施宵禁吗？”。

受盘查下的柔顺

正当我心想，在这样的气氛下，今晚应该不会有警民冲突发生时，便恰巧在添美道撞见一幕插曲。一队警察将公厕旁的物资站包围，盘查物品及人员。警方的态度在我看来确实相当强势，除了先将物资站团团围绕外，负责盘问的警员双手插腰、大声吆喝，不耐烦地要求站内人员提供身份证明。

在台湾的抗争活动中，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以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为例，现场的抗争群众也在立法院四周设立各种摊位及物资站，但只要未做出过激行径，警方基本上不会主动盘查搜索。台湾民众面对警方无来由的搜查，且又态度不佳时，大多会据理力争一番，因此即便真有查证的必要，在这种大型抗争的紧绷氛围下，警察的态度通常也都较为和缓，以免造成双方不必要的误会。

而在添美道现场，虽然有人出面与警方沟通协调，但被盘查的人不仅没有言语的顶撞，脸上甚至未流露任何愤怒、不解的情绪，仅是将双手交错置于腹前，十分配合的接受盘查。

上周日（6月9日）大游行当天，有许多台湾网友在网络论坛PTT上帮香港人加油打气，但也有些人戏称香港的游行是“嘉年华会”、“出来散步”，认为其抗争方式总是太过温和有礼，对政府施加不了太多压力，才导致抗争诉求无法达成。数十万人却井然有序的游行队伍、自发的秩序规管、垃圾清洁、和平的静坐，以及眼前默默接受警察盘查的作风，似乎坐实了香港人爱好和平、不习惯冲突的性格。然而，几小时过后，我才明白这样的理解或许过于片面与无知。

漫长的一夜过后，前往立法会周边的民众愈聚愈多，Telegram的群组也开始号召民众前往添华道进行抗争，但许多不知情的民众仍不断往添马公园及添美道聚集，随行友人担心添华道支援的人力不足，焦急的在金钟车站与添美道之间穿梭，试图指引示威者正确的行进方向，而我们也在东奔西跑之际走散在人群中。

落单后我选择跟着人群在添华道与夏悫道之间徘徊，示威者与警方一度在添华道对峙，但警方仅是排成一列人墙而未有其他动作。直到早上八点，在一声声吆喝下，群众开始冲向夏悫道，并将一排排的铁马、路牌等障碍物接力送进马路中央，试图瘫痪夏悫道的交通，三十分钟后夏悫道的单线交通被障碍物彻底阻断，民众也将铁马搬至警方面前阻隔，原先和缓的气氛在大批示威者与警方形成壁垒分明的局面、并彻底占领夏悫道后趋向紧张。

或许是情势已经渐趋紧绷，示威者之间也出现了不同的情绪及反应。不论是在与警方对峙，需要示威者往前聚集增加压力时；或是示威者为了抢在车辆经过前阻断夏悫道，一边搬着铁马、一边向身旁的民众呐喊着“帮手！帮手啊！”时；或是路障设置完毕，但夏悫道的人潮仍较为零散，一名男子不断拿着扩音器大声向民众呼吁“大家到马路上来”的时候，都看到有人群毫不犹豫地向前，也有很大一群人始终原地观望，一名男子甚至向在人行道上犹疑的民众怒吼：“你们是来这边打卡的吗”？

带着恐惧的勇气

他们害怕吗？我想是的，从他们的眼神中你能感受到犹豫与恐惧。但他们不应该感到害怕吗？应该要的。台湾太阳花学运攻占行政院时，警方以警棍盾牌、镇暴水柱、拖擡四肢等方式镇压，就已造成许多民众头破血流，而许多香港人仍对2014年警方施放大量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并威胁开枪的激烈场景心有余悸。

数小时后，警方在以警棍及胡椒喷雾驱逐示威者的同时，还发射了150发催泪弹、20枚布袋弹与数发橡胶子弹。示威者心里也许早就清楚，当日的冲突可能会很激烈。当日上午，警方因为部署而移动，被民众误以为要清场，一群人惊慌失措地朝天桥方向奔逃。戴着记者证的我也不自觉地跟着移动了脚步，一股逃跑的念头与打从心里的恐惧油然而生。

我无意比较台港两地的警察哪边更为凶狠、民众更为勇武，毕竟暴力流血的冲突不论在何处都没有人想看见。但我仍不禁疑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香港人一边担心会有“惨烈”结果，一边穿上雨衣，戴上口罩、眼罩，踏上街头？

权力傲慢下的反扑

如果说“安分守己、揾食为先”是外界对香港人的印象，那修订《逃犯条例》可能的确碰触到了香港人的敏感神经。他们担心修例后，原有的法治、人身自由等固有权利被破坏。姑且不论这个危机是否真会实现，但人们总是不愿让那1%的机率有可能发生。

其实在6月9日当天，尽管依民阵估计有破百万民众参与游行，但从游行时间结束后许多人陆续散去便能得知，当时民众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诉诸的目标也相对明确，反对港府强行推动《逃犯条例》修订。示威者未必天真到认为游行过后，港府便会从善如流撤回修例，况且各界对于修例的必要性、条例内容的瑕疵、修正方向等都尚有不同意见。但当天晚上游行民众还未散尽，港府便强势宣布要在上周三（13日）照旧在立法会二读《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这无异于向游行民众传递一个令人心寒的讯息：“不管有多少人上街，都影响不了政府的决定分毫。”

我相信，此刻的香港市民确实从原本对条例的忧虑，转变为对港府的愤怒。尽管台湾在政治体制下也有许多为求利益而罔顾民意的案例发生，但难以想像，若有号称近七分之一的人口上街抗议时，哪个执政党能不为之胆颤。可是，香港其中一场历来最大规模游行所传递出去的民意，对港府而言却不如商界人士的意见，以及在立法会内“数够票”。反对方在愤怒之余或许不禁自问，究竟要做到什么程度，政府才会听到我的声音？

面对这个难解的疑问，示威者在6月12日告诉港府他们的解答，一个伤痕累累、划破纸皮的答卷。

尽管特首林郑月娥已于上周六（6月15日）下午宣布暂缓修例，但我们内心深处都明白，不论是通过、暂缓或是撤回，整起事件早已没有任何一方是赢家。不仅仅是中港矛盾及市民与政府间关系的恶化，社会上将出现更多两极的分化与对立，民众视警察如寇雠、赞成修例者视示威者为暴民、示威者视赞成方为卖港。从种种的教训中都能得知，不论在哪个地方，当冲突造就了鲜血后，裂痕只会一道道被划开且难以愈合，并如鲠在喉地刺痛着所有人。

常会听到香港的朋友以羡慕的口脗说道：“好羡慕台湾，至少可以投票选出自己想要的人。”确实，在每两年就有一次选举的情况下，民众就算对政府有所不满，抱持着“下次选举惩罚你”心态下，确实不易与政府产生太大冲突，政府在选票压力下也总是有所顾忌。然而，当社会的矛盾并未彻底解决的时候，每一次的投票，都变成了民众宣泄情绪的出口，政治人物每逢选举所要考量的，不是如何消弥那些矛盾，而是想尽办法将甫刚结痂的伤口扒开，用煽情的语言贩卖着不实的梦想、散布着“亡国”的恐惧。中华民国灭亡论在大大小小的选举中都被提及，每次的选举都被定调成“台湾人民的最后一战”，矛盾与对立有多深，政治人物能获取的政治利益便有多大。

不论如何喧闹，人们对民主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毋庸置疑、也无从改变，但“人民作主”的理念理应成为化解矛盾的珍贵利器，而非每每划开社会一道道血痕伤口的利刃。

上文刊载于第167期《香港01》周报（2019年6月17日），原标题为《6月12日，我看到什么样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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