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未来】学者力撑禁用 人脸辨识“对社会有毒”
事实上，即使争取时间改善人脸辨识技术，让监管法规赶上，也无法解决这项技术的内在缺陷。去年，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法律与电脑科学教授Woodrow Hartzog与罗彻斯特理工学院（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哲学教授Evan Selinger合作撰文主张完全禁用人脸辨识：“人脸辨识的存在本身已损害公民自由，因为人们若怀疑自己被监控，行径就会完全不同。”他们担心人脸辨识将对言论、集会、宗教等自由带来寒蝉效应。2015年，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非裔青年格雷（Freddie Gray）被警方拘捕后猝死。在同年举行抗议警方滥用暴力的集会中，警方就使用了人脸辨识技术辨认及拘捕抗议者。
Hartzog和Selinger还指出，人脸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无法改变（除非整容），是我们身份的重心，它与指纹或瞳孔扫描不同，很容易便可从远距离采集到样本。两人认为，若不能赶及在人脸辨识广泛使用前禁止，“人们将无法知道在没有自动系统监控、存档、利用的情况下，身处公众地方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人工智能的钸”
难怪微软蒙特利尔实验室（Microsoft Research Montreal）的数码媒体学者Luke Stark在今年4月撰文称人脸辨识为“人工智能的钸（Plutonium of AI）”，主张完全禁止这技术。钚是一种有毒金属，用来制作原子弹。Stark认为人脸辨识就如钚一样，本身“结构上就有毒”：“不论制造者有何意图，单是设计和制造出辨识人脸的方法，就已毒化社会。它需要严格受控，几乎所有实际应用都应该禁止。”
Stark还解释，以数值把人脸特征分类和系统化，这件事本身就是危险的，因为这让政府和公司把人分成不同种族：“这个生物政治管理的过程，就是建立于以数值作为理由来解释某群体是次等的……然后以‘数字的魅力’声称这种次等是‘自然’事实。”
因此，即使Stark承认人脸辨识可有特定用途，例如作为视障人士的辅助工具，但他主张我们必须先设想从一开始就把这科技完全禁止，然后再修改规则允许例外用途，而非立例允许使用这科技，而后再作规管：“为了避免它带来的社会毒素和种族歧视，人脸辨识技术需要被理解它们到底是什么：（它们是）需要特别小心处理的核子级威胁。”
最有偏见是人类
加州大学哈斯汀法学院（UC Hastings）助理教授Veena Dubal在《卫报》撰文主张，只着眼于技术准确率来争论过于狭隘：“即使未来的演算法不存在歧视，人脸辨识软件也难以撇除国家监控在实行和影响上的偏见。事实上，大众强调可以改善演算法不准确的问题，是无视推动三藩市禁令的历史和政治脉络。”
Dubal指出，三藩市的禁令不是只受“反乌托邦”的忧虑所推动，也因为长久以来过度广泛的监控，以及边缘社群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Cagle曾对他说：“这历史性条例的诞生并非偶然，它背后的推动力是26个组织的团结，这些湾区组织代表了城中那些最受地方政府监察所伤害的人群：有色人种、穆斯林、新移民、LGBTQ群体、无家者。”
Dubal说，这段过度监控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已故FBI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反间谍计划”（Cointelpro）。当时，有83%的本地情报收集都在三藩市湾区发生，主要从地方警察取得。计划解散后，在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即使无证据显示有犯罪行为，三藩市警方仍继续根据政治活动收集个人及组织的情报。
“随着有关人脸辨识及‘公共安全’的争论愈趋炽热，政策制订者不应只关注技术本身，也应该想想那些引以为耻的监控历史。即使人脸辨识真的能做到100%中立、没有歧视倾向，但充满明显和隐含偏见的人类将会主观决定如何使用收集到的数据。而人类也会受到不对等、不公正的影响。” Dubal写道。
所以， 推动三藩市人脸辨识禁令的监督委员Aaron Peskin对《卫报》说，三藩市的禁令是既要处理科技不准确带来的忧患，也要阻止恐怖的监控文化：“我们都支持社区有良好治安，但我们不想活在警察国家。说到底，那不只是关于一个有缺陷的科技，而是监控侵扰公众生活。”
上文节录自第166期《香港01》周报（2019年6月10日）《三藩市带头立法禁用 人脸辨识技术再惹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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