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谁书写了香港民间所记住的八九六四？

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坊间普遍形容为“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港人对六四念兹在兹，不仅因为年复年的维园烛光提醒大家“人民不会忘记”，还有众多图文史料不断呈现，令大家的记忆历久弥新。然而，“六四镇压”与“八九民运”密不可分，当香港同时作为理解及承传两者的重要基地，何以多年来主要将前者牢牢烙印、更演化成追求民主的图腾？包括传媒、社会组织及官方等持份者为六四所赋予的意义，又如何形成今日香港主流社会所认知和记住的六四？（《香港民间所记住的六四是如何形成的》上集）

“在六四事件上我们需要与过去相认，抵抗强权，防止沦为统治者（扭曲历史）的工具……认清六四与现今的关系，才能延续追求民主公义的理想。”出生在六四前一年的邹颖恒，是典型受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薪火相传”策略影响的一代。数年前一篇《年轻人的六四相认问题》，她便指出年轻人需与六四扣连，因为要“对历史尽责”。而这个根深柢固的价值，正源于香港主流社会对六四记忆的传承。

小时候父母对六四讳莫如深，至支联会举行二十周年集会时，邹颖恒才正式接触六四，并从支联会赋予悼念六四的几重意义（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中，建立自身的六四主张。“当时只会觉得，‘为甚么争取民主自由的人会这样死去？’”这是她的六四启蒙，她亦顺理成章地将六四和自由民主等关键词挂钩。

但1989年的人们追求的是何种的民主和自由？这些追求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

种种由六四衍生的疑惑，若要寻根究底，还需将理解维度从六四当日扩大到整个民运层面，以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政经社背景、和“苏东波”（苏联及东欧共产国家瓦解）的民主化浪潮。然而，在香港正规教育课程中，对这段历史的前因脉络只有寥寥片语，具体解说从缺；而如今各种“传承历史”的活动，亦只将主要着眼点放在6月4日当天。邹颖恒以自己参加晚会或报哀音为例，坦言活动旨在激发情感共鸣，最多只是扣连当下社会事件的“新瓶旧酒”；而大环境对于整段民运历史的讨论或反思，亦主要限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到解放军武力清场的线性发展，“大家主要讲六四当日的事和意义，着重于学生在运动的角色。”

不能忘记六四之谜

诚然，八九民运最初是基于“反贪腐、反官倒”（官员倒卖紧张资源）而展开的一场社会运动，所涉及的不仅是政治层面的诉求，更着重于经济平等的追求。而运动的参加者，亦因应自身困局而提出截然不同的要求，例如工人着重解决民生问题、知识份子要求提高待遇、“党管”的传媒工作者争取新闻自由、学生追求民主宪政改革等；当中又涉及中共党内不同路线的政治斗争，以及小部分人借着学生运动“打、砸、抢”。

随着血腥清场，“八九民运”与“六四镇压”被升华成对抗强权政府的标志性符号；而基于中国官方把六四定性为“反革命动乱”、事后几乎对整段历史隐去不提，香港传媒及支联会便以不同的侧重点来延续这些记忆，并发展成香港民间“毋忘六四”的主要脉络。

早在十年前，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座教授陈韬文，便与副教授李立峰合撰论文《香港不能忘记六四之谜：传媒、社会组织、民族国家和集体记忆》，指出“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过程，在这过程中不同的社群按自己的经验、利益、价值观等出发而进行斗争、商议及互动，试图影响社会对过去的记忆”：例如当年香港传媒一致以学生为主的报道框架、肯定民运的报道取态，令香港民间的六四记忆多年来得以维持“高度稳定性”。

而因“八九民运”而成立的支联会，除了以五大纲领作为活动核心之外，每年亦因应不同社会形势调整悼念主题，例如在2003年的“毋忘六四，反对廿三”、2004年政改否决后的“平反六四，还政于民”、2010年的“释放刘晓波，支持零八宪章”等，务求令六四记忆获得更多被重提的机会。

除了上文提及的与时并进，陈韬文接受《香港01》专访时，亦尝试从支联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制定的五大纲领中，解读为何多年来的集会动员何以历久不衰。他形容，支联会纲领的走向是“具体到抽象”的呈现，即使历史逐渐远去，亦能令群众感觉与自身相关：“‘追究屠城责任、平反八九民运’，这些在当时固然触动人心，但随着年代久远，要令参与民众认为与自身相关，便要透过更大的价值（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来概括，才可以触动到更多人。”

事隔三十年，虽然整段历史相当复杂，但由于六四事件以悲剧收场，加上香港传媒与支联会多年来为民间所记忆的六四赋予了不同意义及情感，亦令支持“平反六四”的诉求被诠释成守望人性良知的行径。对于这个效果，陈韬文认为是自然生成的现象：“在集体记忆简约化的过程中，会迈向根本的普世价值观。在这个情况下，虽然一路流传的集体记忆与早期相比有所减少，但亦会令人更容易基于（道德化的）核心而投入传承这段集体记忆。”

无可否认，坦克入城、官民对峙的画面成为香港民间集体记忆的一道“烙印”，使得悼念六四的道德感召力量强大。年年悼念六四的意义，除了基于人道和公义等基本原则，也在于反思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历史。然而，以悲愤情感为主导的集体记忆，又是否只传承了一部分的历史、甚至限制了后人对民运的全盘认知？

对此，陈韬文以“集体记忆是社会争持的结果”为由，解释集体回忆本来就没有最真实准确的版本，只会有事实多与少的情况：“无论是主流的记忆或是官方建构的记忆，都会选择性保存或简化某种事实，并将价值观掺和在内，一路延续。”

三十年来，香港民间将悼念六四的焦点，集中于传承与“镇压”及“民主”等相关的记忆。随着香港于1997年回归，自中共十九大后又迎来“一国两制”新形势，究竟大环境的转变，又怎样影响港人看待六四的历史维度相对平面化？

下集：【六四三十】民间记住六四情感主导？ 刘锐绍：官方解结了无寸进

上文节录自第16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6月3日）《八九民运30年 民间是如何记住“六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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