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思前路】喊平反之外还可做什么（六四六问．下）

在百花齐放的社会，各人对事件有着不同的理解，自然能开拓不同的纪念模式，并不互相排斥，但“平反”二字作为最为常见的关键词，有可能实现吗？

【六四六问思前路．上】是什么让我们继续坚持【六四六问思前路．中】喊平反之外还可做什么

5. 平反六四，可行还是不行？

史学泰斗余英时早前接受《苹果日报》访问时批评，港人每年奢望中国政府“平反六四”是毫无意义及荒唐的，他认为对共产党抱有幻想是在思想上走歪路：“老是希望共产党开恩，那是中国老办法，希望皇帝开恩……这样的心理是永远不会有民主的。”

谈起平反，李卓人坦言自己以往对平反的心态与想像，某程度建基于共产党可能在六四数年后下台，或是随着政治开放进程及改革开放派上场，下一代领导人会更开明，只是他期待的画面没有出现，邓小平后一代代领导人相继接任，而平反六四及追究屠城责任似乎未见曙光，结束一党专政的道路愈走愈远，要为死难者讨回公义及见证转型正义更是遥遥无期。

他失望地说：“（与事件）完全没有关系的领导人也不愿平反，所以我现在的心态是结束专政先于平反六四。未必一定要共产党下台，可能是用共产党的名义出来（选举），因为如要面对人民，你便要变得开放，承认历史错误。”

上世纪八十年代酝酿的“党政分开”等改革，因六四镇压而止，即使国家经济发展强大，政制改革似乎也成奢谈。当政治现实难尽人意，还能做什么？这可能已成为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一个挥之不去的问号。但李卓人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当中共不欲承认历史错误，香港更是需要动用公民社会的群众力量去追究政权。

李卓人强调，六四并非支联会唯一议题，“有人说我们一年才举行一次（纪念六四活动）。我们并非只是关心六四，亦会顾及自由、人权及当时人民的诉求，这样才算是真正继承八九民运的精神。我们差不多每月也会游行至中联办、（关注）刘晓波事件……所以我们所讲的传承，并非只限于平反六四。我们想改变中国，便要由尊重自由及人权这些基本改变做起。”

“因为我们看见中共正影响香港，要令中国有改变，你才能够守住香港。”在李卓人眼中，群众力量及连结不同的公民社会力量，是香港的瑰宝，每逢社会有侵犯人权事件发生，仍有人站出来反抗；同时还要对外连结中国维权律师、劳工等内地维权团体及关注组，推动扶贫、环保、人权、劳工权益等工作，“香港的角色并非单指香港，还要支援中国的公民社会。”输出民主亦是公民社会应做的事。

但追寻公义的路绝不平坦，他表示现在是两条腿走路，在关注香港公民社会发展，及推动中国改变两条道路之上一起抗争，缺一不可，“当你有抗争精神，你只是不知何时会成功；当你失去了，你就已经失败。”

6. 公民社会，八九还是六四？

不论五四运动、八九民运还是雨伞运动，种种社会运动都离不开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如何将经验延续与深化，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是大家不可回避的一课。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许宝强4月中出席“八九民运的前世今生”沙龙时分析指，当年在放权让利的环境下，贪污腐败令大众生活的质素降低，从上而下、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没有民主，亦缺乏监察，随着社会两极分化，八九民运的基础在此社会脉络中应运而生。

许宝强又认为，民主可以关乎生活的诉求、体制的安排、社会运动的组织方式以至人与人之间关系等，而八九民运当时所指的民主，参与者主要希望中央对民间的社会状态作出回应，同时渴望思想更趋自由，期望国家由更为开明的领袖领导。

反观今天香港的民主讲求命运自主、审议式民主制度的彻底改革，两者相比下香港对民主的理解较为狭窄：“八九的民主内涵被窄化，当中包括我们的纪念活动——八九的所谓纪念好多时都是锁于六四，而六四通常（被理解为）处理责任及平反诉求。”

许宝强解释，由于我们的纪念方式及视野，使一些历史经验如群众运动的组织及沟通互动未能从中吸纳。他认为，如何在激进化或者非政治化两种选项当中，跳出由上而下的论述框架发掘一些新想像，是现今香港的难题之一，建议可从了解发掘民主运动或民主性质的角度出发纪念六四。

六四在内地是政治禁忌，“当你没有一个稍为正常的平台处理六四，其实已经注定解不开这个结。”叶荫聪坦言，自己对六四仍未平反感挫败：“但这政治现实并非近几年才出现，只是以往没那么尖锐，其实这很复杂，可以与很多事有关，关乎香港与中国的政治，例如中国政权比起以前更稳定，经济实力更强大。”

那么大家还可以对公民社会抱持什么想像？叶荫聪提出，香港只会日益重要，“当中国公民社会空间日渐收窄，不论香港变多坏，也会比中国空间大得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香港有着与内地人不同的政治空间，当民主化运动愈来愈难做，香港愈应站起来反抗，担起抵抗角色。

“最少在香港有限的政治空间及选举中，让大家明白这是有意义的政治参与，例如你们经常叫人出来投票，那意义何在？”叶荫聪认为，如果参选人口说支持民主，以反对者的身份去拿选票，是会受到许多人的质疑，“你作为议员，你可以做到什么？过去一段时间好多议员都提出不同的议程，如香港另类发展、强调少数群体权利、性小众，虽然一些好根本性的改变（大型制度改革）是较难做，但我觉得这些（不同议程）在香港有限公民空间当中，仍然是有可能的。”

上文节录自第16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6月3日）《六四六问　再思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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