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春天．影评】捕捉港深生活　内地导演能拍出香港本土风景吗？

新片《过春天》今年第一季度在内地上映，获得大量好评，其后在香港电影节及优先场也赢得口碑，甚至引起讨论，有人问：这算是一部香港电影吗？也有人讲：拍出了香港导演拍不出的风景。撰文：寇斯珮

导演白雪在深圳生活多年，经过两年资料收集，又经过数年筹备才完成作品，成本近1,000万元人民币。饰演男主角的孙阳有香港及台湾两地的背景，饰演女主角的黄尧成长于佛山和广州，其余配角饰演者中港联合，故事背景则关于一班从香港走水货到深圳的水货客。这确是一个没有人讲过的故事。“不到1,000万”这成本在内地市场看起来微不足道，在香港却已是不得了的中型制作，新人导演拍第一部作品有如此投资都应该偷笑。它之所以由内地导演完成，首先还是因为它的“奢侈”。

主创们的跨地域身份是完成这部电影的重要前提，编导及男女主角岗位均可突破某一地域的思维局限，才能打破属性的迷思，在创造角色的过程中找到普通人的共性。创造角色恰恰是这部电影最为成功之处。今日香港电影人的确不太擅长做这种事，港产片拍富裕阶层，拍办公室白领，拍低收入群体，多少都带着特定的滤镜，有一套事先设置好的叙事方式。

白雪在角色中挖掘出了许多普通人的特质。女主角佩佩是单非家庭长大的少女，游走港深两地；男主角阿豪正职在大排档帮工，私下靠走水货增加收入，整部戏并没渲染他们的处境，反而克制地点到为止，将两个人的活动范围冷静地交代清楚，以“人之常情”之视角来写他们在青春期遇到的疑难。这种镜头与角色之间的距离感，应该来自于导演和演员对真实生活的认知与捕捉。真实本身产生了感染力，便不必再用刻意的戏剧化处理。香港电影现在常常欠缺这种点到即止，也缺乏对生活的认知。用爆发的情绪去解决戏剧矛盾未必可信，到底如何去书写香港人的生活，这问题问得很好。

跨地域反过来也可能伤害到了电影的品质。无论是白雪，还是孙阳及黄尧，他们对香港的观感始终带着旁观者的视角。白雪写剧本用普通话写成，最后要靠演员群策群力，将九成对白转作广东话。经过修整之后的对白不连贯，也不够地道，常常有上一句直接、下一句婉转的情形出现，让观众产生莫名的陌生感：明明角色讲的是粤语，最后塑造的形象却并不像真实在本地生活的市民。戏中上山看香港夜景及男女主角开货van经过闹市的片段带着强烈的游客视角，剧情中强调他们与香港的关系显得略为牵强，他们谈论的好像是一座事不关己的城市，只因为导演对这座城市没有深入的认识，又或许，她无法触及。

在电影最后，白雪不得不用公安打击水货客作结，此前经营的所有人物关系和戏剧张力突然被这“理所当然”的事件给终结了，仿佛一片断崖。电影剧本的起承转合是有机整体，起和承要为最后的转与合铺路，转与合也要解决起和承搭建起来的戏剧矛盾。

陆港两地的导演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矛盾的解决方法和情绪出口极难找。内地电影人被牢牢束缚在法律规条之下，法规不允许的行为最终必须受到惩罚，这帮水货客的角色书写出现了硬生生的残缺；香港导演想要谈论普通市民对社会和经济的迷惘，却又为现实的狭窄所苦。近年来很多本地制作同样主力描写年轻人的困扰，但剧本无法为角色和戏剧矛盾找到出路。他们所疑惑的，在现实中根本无法解决，主创们最后要么只能悬而未决，要么只能尴尬的热血或励志，反映出电影人的想像力及现实体验的双重贫瘠。

《过春天》绝对算不上胜利，无论是把它当成一部内地新导演作品，还是一个在地香港故事，都有明显的瑕疵。白雪本身十分聪明，她将故事的主要火力放在青春期的成长之上—对家庭的疏离，对友谊和爱情的向往与不舍—由情绪引领，电影的现实意义和缺失就被埋了起来。通过对“共情”的着力，《过春天》变成了抒情式体验，其故事背景很抢眼，却只能发挥出背景的功效，或是变成谈资。

无疑，这样的创作方式容易为电影带来话题性，也容易把问题隐藏起来。对观众和从业者来说，它的制作过程和手法比电影本身更具有特殊性，甚至更具时代性。于是，它更不像是一种胜利了，在隐隐约约的掌声和欢呼中，细细想来还是有一些悲凉的意味。

上文刊登于第162期《香港01》周报（2019年5月14日），原标题为《《过春天》不是一次胜利》，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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