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复和公义】强调法治背后　人际情感支离破碎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复和公义】罪犯逃责护身符？ 学者：是感情上的调解》一文提及，复和正义虽能加强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角色，找修复与重建关系的可能，但现今社会个人主义高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来愈零碎，民众也倾向以报应主义对待犯罪者或犯错的人，复和公义的理念确实与社会通念有不小落差。在与社会通念差异甚大的挑战下，复和公义能否成功融入各个领域，引领大众接受其内涵，进而重新连起人与人之间的连结，选择更为宽容谦抑的道路，抑或会沦为“矫情、脱离现实”的乌托邦学说？此文章为《我们与恶的距离．复和公义’》系列报道之四

【我们与恶的距离．复和公义】罪犯逃责护身符？　学者：是感情上的调解

长期担任复和公义促进者的律师陈怡成认为，复和公义面临最大的困难，是追求“法律至上”的社会氛围。“以往法律是人类社会的最低标准，但现在人人都紧抱法律创造出来的秩序生活，面对事情就先归咎谁对谁错、有没有违反哪条法律或规范，并以此作为责难他人的手段。”

陈怡成整理三百多个复和案件后发现，愿意进入复和程序的当事人，第一名通常是夫妻，然后是亲子、兄弟。她说，如果连原本最亲近的人都不愿意互相理解时，更遑论去理解关系更疏远的对象。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太过薄弱，有的只有权力义务，因此遇到冲突时，会惯性将民主法治的观念搬出来，控诉对方缺乏尊重，没有严守法治社会应有的规范，但很少人打从心底理解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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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怡成感叹，“现在的教育从小开始讲法，把法治、法庭教育不断下放，当发生冲突时不去探讨你我的内在发生了什么、感受了什么，而只关心谁对谁错，谁要受处罚，到最后将形成一个斗争的社会。”

她认为，现代人看待冲突与犯罪，都是从法律角度去检视每个人的权利义务，事实上，每个冲突都是生命过程的一部分，而生命过程是连续不断的，法律只切了行为的片段来看，便会与人的情感产生冲突。“很多被告在法庭上都觉得他是一个被害人，不论是受害于国家或是整个事件，当他跨不出这个情绪时，要求他承认自己的责任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但在诉讼过程中，不会关心你的理解与感受。”她认为，目前的司法体制漠视了人的价值，复和公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帮助人去了解冲突的根源是什么，回到人的身上去看冲突。

陈怡成强调，法律人担任了社会国家很多角色，但法律终究只是管理及控制社会的工具，是为了让人共同生活时有可以遵循的规范，在规范下能和乐共荣，当我们高举法律而忘记人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连结最终将会消失殆尽。

从复和公义发展至今，每个学者对于复和公义的核心概念或许多少有点出入，但大多能认同的是，复和公义并非传统刑罚（或处罚）外的另一种惩罚方式，而是一种改变刑事政策、人际冲突、思想模式乃至于国家政治的变革方式，让民众在关系渐渐疏远、破碎的社会，有一个新的选择与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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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和公义的应用领域不仅止于司法，在校园冲突、医疗纠纷、监狱矫正及社区调解都能看到它的应用，重点都在提醒我们重新看到人与人关系的连结。任何的法律、制度或权利义务的规范，都是为了人而存在，在面对冲突时，不要急着判断是非黑白、权力义务，而是把人的需要放在前面，把法律当成最后手段，让我们在强调法治的社会中，能够走出一条更和谐的路。

美好的光景不会平白降临，政策与理念在实践中总是面临瓶颈与弊端，香港的复和公义尚在起步阶段，我们可乐观地说，很多问题是因大众还不够熟悉这概念；也可以悲观地说，正因为大众还不够了解，还有很多问题尚未浮现。我们能否在理想与现实中正确实践复和公义的价值，决定了我们能否在这条修复之路走到最后。

上文节录自第162期《香港01》周报（2019年5月14日）《《我们与恶的距离》引发思考》》专题报道中的《推动“复和公义”　从处罚、纠正到修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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