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复和公义】犯了罪除了吃牢饭 还有别的可能？
《【复和公义 ‧ 一】从处罚、纠正到修复之路》一文提及，自美国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实施三振法案过后，监狱爆满问题日益严重，造成了极大的财政负担、社会生产力降低、以及家庭破碎。司法体系于是开始思索其他处置罪犯的可能性，复和公义的概念也在此背景下受到重视。但被公认为第一起适用复和公义处理的司法案件，却是出现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小镇。此文章为《我们与恶的距离．复和公义’》系列报道之二
1974年的一天，18岁青少年罗素凯利（Russell Kelly）在小镇与朋友喝酒，酒醉后破坏了当地社区22户人家的房屋、汽车，造成逾3,000加元的损失。罗素从小失去双亲，由哥哥负责抚养，由于缺少双亲管教及关爱，他很早就有酗酒及吸毒的问题，也曾因犯案被逮捕。正当他的缓刑官马克杨契（Mark Yantzi）苦恼着如何帮助他面对司法追诉，教会义工建议，让他与被害人见面或许能解决问题。马克想起印第安人部落解决冲突的方式，于是向法官建议与其让罗素坐牢，不如给他机会当面向被害人道歉，并协调如何补偿，以防罗素再犯，法官最后同意了马克的方案。
最初，受害居民对罗素的行为非常愤怒，而且无法理解，直到马克带着罗素及其友人亲自登门造访，一一向所有被害人道歉后，当地居民终于从愤怒转变为谅解，且愿意给他们弥补的机会。在取得居民的原谅并承诺弥补方式后，法官最终判处罗素等人先各赔偿居民550加元，以及缓刑18个月。该案也成为各地在司法过程中复和公义的雏形。
藉对话重建关系
传统的报应理论认为，犯罪是侵犯国家法律，当犯罪发生时要以加害人为中心进行惩罚与阻吓，追究加害人的罪责。复和公义则不同，其概念启发于原住民部落面对冲突与纷争的处理方式，偏向将犯罪视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因此当犯罪发生时，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法律上的惩罚更重要。
在修复的程序中，所有相关当事人能藉各种形式的交流和对谈，被害人或其家属说出自己所受到的伤害与阴影，让加害人认知到自己所犯的罪行对别人造成多大影响，该如何修补，同时也让加害人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故事，而非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被标签为一个罪无可赦的“非人”形象，失去重生的可能性。
【我们与恶的距离．一】善恶难分界 活在灰色世界的“我们”【我们与恶的距离．二】拒以煽情作卖点 剧组克制追求真实客观
在传统的司法程序中，被害人很少参与诉讼程序及发声，可能在审判结束后都不明白为何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在不明白也无从了解的情况下，就算加害人受到司法制裁，被害人可能仍会活在恐惧、愤怒，甚至担心加害人出狱后报复的阴影中，或是陷入不满判决、未获赔偿等负面情绪中而无法释怀。复和程序具有寻求真相、抚慰被害人心灵及让加害人自我负责的可能。
致力推广复和公义的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林育圣表示，修复有几个不同层次，情感的修复、关系的修复、加害人跟整个社会的修复。“在加害人与被害人原本没有关系的案例中，我们期待的是减轻被害人的恐惧，并减少他们的愤怒；对本来有关系的当事人，虽然不期待能回复原本的关系，但至少能重建一个和平的关系。”
林育圣提到曾震惊台湾社会的“白晓燕命案”，直到现在，其母白冰冰对事件时仍充满愤怒，没有从这个案子中走出来。虽然凶手陈进兴等已伏法多年，但单纯的司法判决与惩罚，明显不足以令受害人家属从伤痛中解脱。
“以前我还在台湾大学念书的时候，单车被偷走了，我整个学年都在校园里找我的单车。我那时候很生气，觉得偷单车的人一定会有报应。”林育圣笑说，愤怒的情绪虽然在之后平复了，但到现在只要在台大校园停泊单车，还是会仔细确认有没有锁好，但在别的学校不会这样。然而，台大真的比其他地方更容易被偷车吗？当然并非如此，会有这种反应，纯粹是因为他内心深处仍存留着当年的阴影。
请继续阅读：【复和公义 ‧ 三】帮助罪犯逃避责任的护身符？
上文节录自第162期《香港01》周报（2019年5月14日）《《我们与恶的距离》引发思考》》专题报道中的《推动“复和公义” 从处罚、纠正到修复之路》。
相关文章：【我们与恶的距离】演员与角色共尝的痛苦与挣扎（上）【我们与恶的距离】演员与角色共尝的痛苦与挣扎 （下）【我们与恶的距离．一】善恶难分界 活在灰色世界的“我们”【我们与恶的距离．二】拒以煽情作卖点 剧组克制追求真实客观【我们与恶的距离．三】媒体自甘堕落还是我们选择堕落？【我们与恶的距离．四】标签与对立 我们希望活在怎样的世界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香港01》周报，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