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0周年】在地化的五四教育 缘何成效不彰（三）
前文关于香港的五四教育问题探讨说明了五四应该是属于大众的精神财富，也提到了教育是让公众掌握这笔财富的要义。中学课本的失误极大地影响了中学生对五四的客观认识。而除了中学历史教育，政府在公开宣传活动——即对公众的历史普及上也有种种值得诟病之处。缺乏历史教育的社会，会有什么问题？本文将和你一起探讨。（此乃《香港的五四百年》系列报道之六）
回归后，特区政府除了在学校加强五四在香港的教育，更利用公开纪念活动培养爱国观念，以及加强与中国的情感联系，并且强调香港的历史、社会、文化和中国密不可分，这在殖民地时期是不可能存在的。殖民地政府因自身统治的考虑，固然不会允许公开、大型的五四纪念活动，以免引发街头运动，威胁统治的稳定性。
嘉年华式欢庆 无助普及五四精神
然而，这样的公共宣传教育，依然存在 “不伦不类”的问题，以至成效不彰。这些被官方收编的五四纪念活动，未能密切地与五四运动本身的精神连结。什么是五四精神，往往未详细说明，或者只是一句空泛的口号。比如引起热议的2013年五四纪念主题为“尊重，包 容”，若要与五四运动精神联系起来，只能说甚为勉强。
2008年五四纪念主题为“迎奥运”，香港当代文化中心创办人及总监黄英琦对此质疑：“为何五四青年节说的奥运，而不是五四？”这种空泛、甚至缺乏与 五四关联的口号和纪念，往往只可能异化了五四的精神面貌，让民众对五四的认识更为模糊，情感认同更为疏离。
这些陈学然称之为“嘉年华式”的公开五四纪念活动，其另一个特点是活动流于歌舞表演形式，历史内容处于次位，本末倒置，无助于普及五四的内涵和精神本质。
总结来说，目前五四在香港的教育，面临史实有误、偏向情绪渲染等问题。对此，陈学然认为，需要坚持历史回归客观的原则，所以他向教科书编写界指出有误的史实。同时，他认为客观的历史并不需以夸张的手法叙述。他亦提及，欣赏一些历史教科书的细节设计，比如提供香港中央图书馆五楼微缩资料阅览区的旧日香港报刊索书号和《新青年》珍本资料。这些活动设计能引导学生主动了解五四运动在香港的发展，不只是人云亦云堆砌史料，给予的不仅是史学知识，更是思维的训练。
特区政府表面上重视香港的五四教育，却对上述的种种问题视而不见，任由中国历史课本错漏百出，这不仅反映了官员缺乏掌控历史教育的能力，也反映了他们对历史教育没有真正的重视。
中史教育 为何重要？
实际上，在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恢复中国历史科为初中必修课之前，特区政府对中国历史科的态度一贯不予重视。殖民地时期教育局维持中国历史为必修课安排，回归后中国历史教育却出现倒退。
2000年初，董建华政府力推教育改革， 初中试推综合人文课程，内容与中史部分课程重叠，加上新高中课程增设的通识科涵盖现代中国史，因此初中的中史科也随之调整。学校可选择维持独立中史科，或将之分拆，与其他科目合并。
或许有人会问，今日社会中，历史的学习 难以创造金钱效益，为何要予以重视呢？一则在于历史作为求实、客观的训练，能够帮我们重拾理性，减少立场先行的撕裂。对历史的认知，提供了明辨是非的土壤。二则如香港中文 大学哲学系教授暨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 主任郑宗义所指，对历史的思考，为多元的讨 论和思想提供肥料，为思想的萌芽提供真理的土壤。
郑宗义指出，“对于一般人来说，（历史） 有什么意义呢？香港的中国历史教育，愈来愈走下坡路。国民教育灌输一些想让你知道的东西，比如爱国、国旗升起时肃立、情感教育等，但这些硬性、上面下来的命令不是国民教育的正途，歌功颂德是不行的。”
郑宗义表示，“如果不是讲政权的归属， 而是真正的国民教育，最好的应该是历史教育。比如美国的学生在小学时开始读历史，认识美国的立国、美国的精神、美国宪法的核心价值及民族精神等。这些教育是所有民族国家建立自身认同的最重要渠道。”
当然，郑宗义也强调，这种认同不一定 是政权上，它可能是文化上、地缘上，而且与认同作为“香港人”并不冲突。“一旦通过好的 历史教育，对中国历史有了解，就会有认同。 认为（中国文化）不是外面的，不是陌生的， 会慢慢认同是中国人。但这不排斥认同自己作 为香港人，可能中国的香港人比较难，至少会 觉得是香港的中国人。就好像内地人也会说， 我是上海人、山西人。本土的认同感是一定有 的。大家在同一国家下，同一文化象征下，这 不代表地缘的差异不存在，但不会认为自己不 是中国人。”
面对一个日渐撕裂的社会，郑宗义感叹： “从香港历史到中国历史，再到了解中港的关 系。中国历史的没落，也因为教育方式差，主要靠背诵、记忆。假定那是教学方法问题，我们可以找一些更好的方法来教历史。令中国历史教育恢复，才是建立国民身份认同的最好方 法，而且这和本土身份认同并不冲突。”
然而这一切的前提在于，历史的教育必须建基于客观事实。如何做到这一点？郑宗义认为，“历史有其自己的客观事实，历史学家的解释，有不同的评价、判断。不能只说好的，要客观公允评估历史。”为了让“历史教育不是洗脑，所以要摊开讲”，陈学然则认为，课程的规划需要多方参与，才能持平客观，“要有学者的参与、业界的参与、文字工作者的参与”，这样才能尽可能做到客观公正。
那么，客观的历史教育是怎样的？客观的 历史教育不应立场先行，为立场铺陈史料。比如陈学然指出，不应使用有误的史实突出五四时期香港人的爱国情绪，立场应该在客观的史实中产生。比如五四运动发生之时，以陈君葆为主事者的208位香港大学学生发电报要求释放北京被捕大学生，要求政府拒签巴黎协议，就让我们在真实历史中找到了当时学生的立场，让我们感受到真实的情感，并基于这种真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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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6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5月6日）《在地化的五四教育 缘何成效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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