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压力．三】前校长：要知道想办什么学校　校长不一定是坏人

现在不少学校为了得到更多的资源，会申请教育局的“优质教育基金”（QEF，Quality Education Fund），然而，背后一样需要由校方自行撰写周详的申请计划和财政预算。老师的工作如今脱离了教育，反而被逼着于官僚制度之下周旋，行内不少人因而笑说老师都“不务正业”了，除了需要分出大部分时间被评估和撰写各样的申请书外，又要自行做招标，如果担任总务主任的话，连厕所维修都要去管，不是赶培训，赶开会，就是赶研讨，教学的时间少了，更莫论多点关心学生的身心灵发展。（此为老师压力系列之三）

走进一个新时代，外面发生许多事，大家都提出教育需要新改革，将许多的枝节逼过来，却很少人会去想老师本身的人手和压力。

“自教改之后，用了小班的课程去面对大班的规模，教学上一样很难兼顾的。现在教育界什么东西都说是为了教育去做，老师亦因而背负一切担子。尤其走进一个新时代，外面发生许多事，大家都提出教育需要新改革，将许多的枝节逼过来，却很少人会去想老师本身的人手和压力。许多时我们都需去尝试一些新的教育法，行内的老师叫这些做‘大龙凤’。如果不同意那些新的方法，但上面叫你做，你不听话的话，到底管理层会将之定义为老师个人的专业判断，还是老师不听话呢？”田方泽质疑道。

教育的目标说来宏大美好，年年都有不同的新倡议，新的方向与新的口号，政府一时鼓励学生人人都得做专题研习，一时又要“教育走出课室”，一时是多元线上学习，一时又提倡广泛阅读，打后几年又是一堆正向教育、生涯规划、STEM教育与校本教材……仿佛工厂的机器被加快加快再加快，教育反而变得四不像，学校不停顺应潮流包装不忘宣传，凡是学校门外总挂上各式横额与奖项，一系列的门面工夫成为了教育工作者日常作业的一部分，跟随教改风气而来的教育口号亦取代了深耕细作的教育经营，老师成为中间的夹心人，既要回应社会的需要、家长的意愿、校长的命令、学生的权益，却无人过问他们的工作量和心情。

早年发表“厨房论”的罗范椒芬亦在推动教改五年之后，在一次传媒访问中公开承认自己当年急于推行，未有先评估教师专业承受力与思维模式，最后导致教改“形成一些有形无实的东西”。

缺解雇机制 学校犹如困兽笼

陈荭其实只做了六年校长，但我们谈起他都叫他陈校长。校长的身份也许会跟着他一辈子。在身为校长的那六年，他时常开完会，折起衬衫衣袖，解开颈钮就到球场和学生打篮球，试过好几次，以校长身份保住表现欠佳学生免被休学。学校主张人人可教，他的梦想是入学毋须面试，以抽签制挑选学生，“只要你来，我就可以教好你”，他当时是这样想的。

没做校长之后，他年年和曾共事的老师同事见面吃饭吹水。老师心底都敬佩这个有教无类的校长，该校和一般学校不同，关心学生的多元发展，会在学校办日营，学生需要参加各种的活动，放了学还要上茶艺课、国画课，年年都有才艺汇演，他和老师在这之前抽了个多月时间构思剧本和彩排，除了学生表演，校长和老师同样卖力演出。除却课担，这间学校的老师需要面对大量的活动小组和学生发展问题，然而，他手下的老师却大多没有怨言。

但我必须公道地去说，不一定只有校长不好，有些老师其实也给校长很大的压力，人有好有坏，老师也有好和不好，总不会有哪个岗位的人永远最受苦。

“如果你问我，我会觉得上司和下属不和谐并不光是教师这行的问题。我记得我做学生的时代，老师的确很空闲，放了学就不见了影，许多东西都是学生自己搞掂。但你问我当时有没有人事上的问题，当然一样会有，只是在空闲的环境中人事的压力没那么重。人在清闲的时候，承受压力的能力特别高的，你试想像都已经忙到一头烟了，校长再加一句去挑剔你。那是很难过的，是会爆的，如果悠悠闲闲，你批评我，我还是可以试着去接受。”陈荭回忆说。后来到他自大学毕业，走进校园做老师时，老师的工作不再那样的清闲，教育不再只是传授知识，社会鼓励学校给学生多些生活体验，“但当时又相对而言，没有现时那样疯狂。”

工作量才是因　人事关系点火

“其实老师的好与坏个个年代都差不多，我觉得（现在所面对的教育问题）是教育政策和社会环境。在政策而言，缩班杀校主要引致教育生态扭曲的原因，因为第一次令老师觉得，原来学校是会倒闭的，我的位是会被裁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有许多的忧虑，不自觉之间就会埋头集中做些对招生有利的工程，一旦有这种心态，有些学校和学校之间存在竞争，这是一发不可收拾的，也是停不下来的。那趟列车永不停息，只有加速再加速。”

在体制里教学的那几年，他眼见不同的东西被引进来，当中涉及的大多是对教师和学校的评估，以及无数学校的增值指标，不同的措施都增加老师的工作量。“现在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课担是差不多的，但到了2000年马上就多了许多额外的工作，而且有增无减，再加上缩班杀校的威胁，教育的初衷一步步不同了，政策一再袭来，当中的量是会令老师的工作去到顶点及临界点的。那些原本我可以承受到的东西，到了这个关头也承受不来。”他感叹，如果这个时候再去面对人事关系，听到上司说出难受的话，遇到不想遇见的人，心情恶劣是理所当然的。

“但我必须公道地去说，不一定只有校长不好，有些老师其实也给校长很大的压力，人有好有坏，老师也有好和不好，总不会有哪个岗位的人永远最受苦。”他说，几千年来人性都是差不多的，然而当教育生态改变，便会令原本存在的人事成为最后一根稻草，“这个时候人事关系变得更重要，人和人之间更需要，在苦境中更要有意识地彼此尊重、体谅和关顾。”陈荭说道。

面对业绩压力　校长都要跑数

田方泽参加工会多年，然而，教育界是个小圈子，他说前来设诉的老师少之又少，多数会作为最后一步才去找工会，“因为老师不是那么容易转工的，不管你在教育界做了几多年都好，你一转出去就是nothing。就算你在原学校也有人事管理经验，但外面未必认可这些为经验。老师转校也很难，尤其这几年许多学校都没有位请新老师，于是老师遇上工作问题和人事关系，只在心底难受，却无法处理。”

学校也像一个大笼，除非你看得很开，能把过去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人生看成空白，并重新投入新的行业，由零开始，否则你在笼里必须学乖，学做一只听从上司命令、言听计从的鸟。学界如商界，校长为教改仿佛成为一间学校的老板，从领导到管理与执行、宣传，甚至公关、筹钱，什么都要做。

“但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权是没有的，就是无法解雇老师。连我也解释不到为什么这一行没有这个制度。当我身为校长时，面对一些不满意的、懒的、不愿工作的老师，推也推不动。那些常常请假的，对学生又没有心的，我亦没有办法唤起他对教育的热诚。假如学校励精图治，想推动活动但遇上老师不愿接，接了只是做个样，校长也无办法─当校长没这个权利时，无奈下只可以将工作加诸于其他比较有心的老师身上，那对好的老师很不公平；也有一部分校长会用不同的手段逼你走。”他说，校长用不同手段逼迫老师离开学校是教育界的职场手段，然而老师教席难找，他们纵使知道自己和学校的办学理念不同，也会因为一时三刻找不到新的工作机会，离不开原有的工作，学校于是变成了困兽的笼子。

“校长无法炒老师，老师又走不了，大家只会逼着火星撞地球。要在教师就业保障上和校长的学校管理上取得平衡是很难的。”他说，校长权力虽大，但一样面对“业绩的压力”，一样需要跑数，做得不好，学校发生什么，“第一下都是上校长身”。

2000年马上就多了许多额外的工作，而且有增无减，再加上缩班杀校的威胁，教育的初衷一步步不同了，政策一再袭来，当中的量是会令老师的工作去到顶点及临界点的。那些原本我可以承受到的东西，到了这个关头也承受不来。

他回想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津贴中学教书，当时还未有教改，校长要做决定的事情来去都是几件，那时又未有市场化，未有网络，未有生存与收生问题，“你问我的话，校长今时今日愈来愈难做了，从前的校长不需要做一些没得依从的决定，现在的校长既要面对生存的问题，又要自行决定学校的资源管理和目标，需要下决定的范围由资源运用，一直去到老师的升迁，新一年学位要开几多，学校的教育方针─我觉得校本管理下虽然校长的权力大了，责任也大了。”

“我提到解雇权，大前提是当大家都是正常的人，心性都是好的情况下，教师终身制会导致这样的人事问题，但如果你说图书馆老师轻生的事件是因为校长没有这个权利……我并不是那个意思。解雇权是两面刃，一样可能会令坏校长更为所欲为。”陈荭说。

投诉机制不足　“更似无心处理”

近日社会诉求改善校本管理的投诉机制，认为校管之后校长无王管，权力如土皇帝。陈荭回想当校长的几年，不认同投诉机制不足够，“投诉其实是能层层推进的，到最后能投诉到校董会去，再上教育局，另外还有教协，又或者是作为第四权的传媒报界─我反而觉得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就算上到校董会，上到教育局，或办学团体，他们的处理都差。这是执行机制的人有问题，处理的人能力和态度都不好，却不是没有投诉机制问题。”

田方泽亦认为目前校本管理的机制并不透明，使得校长与老师在面对投诉问题时处于不对等地位。他指出，即使老师果敢地投诉至校董会，但校长本身是校董会一员，一般情况下，双方关系良好，校董多数会信赖校长，结果老师更没信心投诉。目前教育局要求法团的校董会组成中，需要有不少于一名教师校董，“但教师校董坐在那边面对这样的情况，往往不太敢出声”。

田方泽认为，有必要提高教师校董的地位，“其次是校董会中有部分人其实并不是教育界的人，于是他们会更选择去相信校长，如果可以增加校董的培训，就算是两三日的课程也好。”他又建议政府应加强咨询机制，促进局方和老师的沟通，另外他指出老师独力面对投诉程序时或会却步，建议能容许老师与其信任的人同行，与校董会见面，“同事、教师校董，甚至工会都好，如果老师可以多带一个人去见校董，不止保障了老师，同时也保障校长，如果投诉的制度开放一点，对两边都是好事。”

宜给老师自由　不应吝啬赞美

田方泽是教改推动后的老师，常听前辈说到校本管理后的转变，校长的实际管理权和资源分配权大了，学校实际的方针更自由，但许多业内前辈都说校长作为伙伴的角色却淡了。

校长的角色，其实如同职场上千千万万的上司，既要管理又要懂得协调关系，并不容易。“在这样高压、令人忧郁的环境下，其实让老师看见你对他们的尊重和体谅，同时他的付出也被看见，就很好了─做完一件事，校长走过去，跟老师讲一声：‘你做得很不错啊，辛苦你了’，老师心情大概就会变好一点。面对困境下，你要知道这已经很难了，老师可以做到八成好已经很好。如果老师做了八成，你还看不到，问他为什么没有做到十成，他很难开心，在工作中也不会有成功感。”

校长至少要知自己想办怎样的学校，办学的意义在哪但现在许多校长其实没有理念只要收到生，又有老师开工，学校运作到就算但你有了理念，才能判断，才有一个底线。

陈荭说，学校是个包容学生天马行空、自主学习、走向日常生活的地方，同样也应该是一个支持老师自主发挥的空间。“老师提出来的意见，校长是否愿意去接纳是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成功感来源。但现在有许多的学校，校长说什么就要老师跟着去做什么，“你这样做不行啊，你要跟我去做，变相老师永远只是执行者，没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也不利于教育”。陈荭把老师视作战友，有时是学生，他说教导学生，一味要他跟你的一套，没有空间给他发挥，他会觉得学习是一件很沉闷的事；老师也一样，“学校应是一个彼此尊重的环境，那样压力和纠纷都会减少”。

只顾例行公事　缺乏办学理念

校长不一定要像赚人热泪的电影中伟大无私，但既是一校之长，就需要有自己的办学信念。陈荭说，理念很重要，有了理念，面对杂乱的社会才有准绳，知道什么需要配合，什么不必跟随。

“校长至少要知自己想办怎样的学校，办学的意义在哪─你需要有框架，才知自己应该做什么。但现在许多校长其实没有理念，校董会叫做就做，只要收到生，又有老师开工，学校运作到就算─没有教育理念的，不知道学校的定位，可以给到什么学生。但你有了理念，才能判断，才有一个底线。有老师同事说想这样变，你可以把自己的理念套过去，咦，没有违背当中的理念─OK啊，可以去做；如果有些政府政策和学校的理念无关的，甚至是相违背的，那校长也应该知道要停车，不做。”他认为，校长时常会忘了一件事，就是老师的处境和校长是不同的，双方的想法和需要亦有所不同。“有些校长在他的角度觉得这个老师这样做不足，也做不够，但其实在老师角度，他觉得自己做足了份内事。”陈荭说。

没做校长的第九个年头，从前共事过的老师仍会约这位前上司见面。他们在酒楼相见，十几人像是金风玉露相逢─人人都有离别江湖时，除下名衔，其实，你我还不是暴风雨下，船上的同舟人？

教改之后，校本管理设诉机制如何改善，请看下集，或回顾老师的心底话：【老师压力．一】做到崩溃是常事　现职老师：不要妄想学校会帮你【老师压力．二】教育界成修罗场　教师工作琐碎无尽头

上文节录自第158期《香港01》周报（2019年4月15日）《教育走上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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