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压力．二】教育界成修罗场　教师工作琐碎无尽头

自东华三院李东海小学女教师自杀事件后，网上不少回应都直指教师薪高粮准，工作清闲，是绝世好工，质疑教师受不住压力是抗压力太低，或受情绪病影响。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近年学校成了外人难以了解的修罗场。“不能承受热度的，我很抱歉地说，他们需要离开这个厨房……如果有人不喜欢这个游戏，又或者觉得手中的茶（教改）不是他想要的，便需要离开这个‘厨房’。”─作为推手的时任教育统筹局局长罗范椒芬在2000年推动教改时对传媒如是说。这次，让我们步进“厨房”，感受厨房里的“热度”，一同捧起那杯“茶”，看看“厨子”没有离开“厨房”而选择死在“厨房”的原因。（此为老师压力系列之二）

随著教育制度近十年频频变奏，教师面对著愈来愈多的工作要求。如果你是一个老师，千禧年始入行，你会知道早几年社会开始提倡线上学习（E-learning），你下了班改完簿。还得捧书夜读，学习将朱自清《背影》中父子离别之情制成简报。花了一个晚上，从网上找来橘子、车站与黑布马褂的照片，结果学生看完还是觉得你的动画特效沉闷了点──过了几年，上司又说，线上学习已经老土了，现在“学习要走出教室”，你化身导游，背熟了北京的景点，故宫有几多座宫殿，第几年打进《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到了假期年年都要带学生鸭仔团到外地交流。

许多时不保守的人都不会去教书的。老师出了名乖，保守，不出声。

直到近年爆发学生自杀潮，上司说，不好了，为了令家长安心和下年的收生人数，我们今年要回应“快乐学习”（Happy school）的潮流，同事搅尽脑汁把毕氏定理与元素周期表变成精彩的歌舞表演，你在中文课上也不得不杂耍上身，学生笑是笑了，但同事向你抱怨到了考试，学生照样忘记“铕”之后是什么。这时，校长把你叫进校长室，问你为什么这次的期末考，学生的中文成绩又退步了，问你对今年公开试学生的成绩有多少拿握。

你说不出话来，当初的春风化雨，桃李满门成了美丽却空泛的词语，你忙于应对不同的教育法，校长常常叫你进房，又查簿和监堂。你发现不止学生受苦，你亦苦不堪言。为什么社会既要求学生快乐，却又连他们考少一分都斤斤计较？

行业风气保守　教师鲜谈权益

以上是许多老师投身教育界之后步步走来的心路历程。

田方泽是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的副会长，在中学担任通识老师已经八年。教协设有一条关心教师专线，上世纪九十年代热线刚开通的时候，一年约有百多宗求助个案，然而，近年教师自杀人数虽不断上升，热线个案数字却下降至单位数，一年也收不到十个电话。

“可能是近年外面已经有许多辅导机制，于是热线就少了人打来，而且香港打工仔的确很少会公开批评他们的职场环境。香港教育界又特别保守─不保守的人都不会去教书的。老师出了名乖，保守，不出声。我以前试过为记者找一些合约教师谈谈合约教师的问题，就算讲明不出名不出样，加上变声，都没有人愿意去做访问─老师就是这样的工种。”他苦笑。

在八年的教书生涯中，田方泽自言最辛苦是头几年，既要准备教义，又要去策划课程。他试过去听曾繁光医生做主讲的处理压力讲座，“但真心的，你别叫我去听这些讲座，我就没压力─现在老师面对最大的压力其实在于我们的工作量，就算现在在学校设立一个驻校负责老师情绪的辅导岗位，我想同事也未必会去求助，大家都宁愿早点下班，早点睡或是陪陪家人。”田方泽叹说。

杂务琐事繁多　教师不止教书

那么，到底一个老师的一天是什样呢？假设你并不是学校的中层管理人员，而只是一名普通教师的话，早上八时前就要回到学校，准备当天的课，到早会完了，又是上课时间，老师一天一般有五至六个节课，变相只剩两堂空堂时间处理杂务。“杂务有很多，一时要筹备活动，学生有事又要致电家长，提前备课，处理文书工作……碰上当值周，连那两堂都要巡楼，你可能要把一切挤到小息或午膳时间去做。其他不说，就算简单如收回条，收钱、找钱都可能会花上好多的时间。”田方泽说道。

真的，别觉得老师一天就只有备课、上堂、下课。他说到了小息，可能要找一些学生个别交流，上课又不一定准时落堂，迟了落堂，又少了几分钟，“到了午膳时间饭都未食，就要去追学生补默补测，东西没完没了，一天到晚压在身上。到了放学，你又会有活动小组要顾，可能有学生找你谈天，问你问题，一谈就都五点了。放工？当然不是，五点过后，才是开始，你才可以坐回教员室改簿，准备教具。有同事返七点，之后做到七点，回到家就可以休息？吃完晚饭，之后又是改簿。”一旦遇上考试，老师便得加班出卷，考完试又是一轮入分，之后是校长查簿与监堂。

“时间表就是这样被琐碎的东西填满，许多时到了星期六，老师还是要回到学校，有时是家教会开会，有时是学生卖旗日，活动小组什么的─之后与校长一个月开一次月会，科主任要求开一周一次的周会，如果你是行政人员，若干星期又要开一次会。”细数起来，老师的工作虽然看似琐碎如沙石，而堆起来却是一块巨石，叫人人做到一脸死灰。

学校企业化  优质教育变优质管理

在教育改革之后，学校的企业化倾向愈来愈明显，政府与办学团体以“优质管理”取代“优质教育”，局方精简了中央教育与学校行政架构，不停量化教育，设定不同的指标，把管理学的手段引进学校。

结果学校就成了一所商业机构，校长作为机构的掌权人为怕被杀校缩班，目光时常都不得不放在收生人数与公开试成绩之上，同时，教育局为了评估推行校本管理后的学校与教师表现，又制订了一套表现指标及自评工具，以“管理与组织”、“学与教”、“校风及学生支援”与“学生表现”四个范畴，进一步列举出不同的评分标准，以评估学校表现与教师质素。

做教育很难有确切的绩效，有些老师教书虽做不到一百分，却愿意花许多时间去关怀学生，并和他们一起成长，这些表现却很难在报告里记录下来─一些你们觉得很春风化雨的故事是没法写进去的，相反最容易被量化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总共看了几多个个案、个案是什么种类，是特殊需要学生还是有家庭问题的学生……

以轻生女教师所属的李东海小学为例，该校教师每年需要接受共20项校方评估，当中包括“勤勉”、“干劲”、“工作产量”、“担任课外活动的乐意程度”、“提供建设性建议的能力”、“判断能力”、“在压力下表现的能力”、“对学生关怀”及“与家长的联系”等各种标准。这种KPI（关键绩效指标）评估方法，过往套用在财政与行政事务之上，为数据化管理的工具，以作为量化与质化某时期表现的指标，如今被生套在教育圈里，被视作管理的手段。

田方泽认为，教育的好坏很难以此方式评估，“做教育很难有确切的绩效，有些老师教书虽做不到一百分，却愿意花许多时间去关怀学生，并和他们一起成长，这些表现却很难在报告里记录下来─一些你们觉得很春风化雨的故事是没法写进去的，相反最容易被量化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总共看了几多个个案、个案是什么种类，是特殊需要学生还是有家庭问题的学生……”他感叹。

只要为了学生 什么都得去做

1991年，政府引用《学校管理新措施报告书》，书中套用了美、澳等地高效能学校的优点，期望将学校由“外控管理”转变成“校本管理”。然而，推行校本管理之后，学校虽因“学校管理新措施”（SMI，School Management Initiative）得以有更大的弹性使用政府投放的教育资源，表面上更倾向民主，权力下放，然而，其实校本管理是政府商管文化的延伸，教育局与学校的关系由“伙伴角色”变成“监察角色”。校内教师亦因而需要完成大量的文书报告工作，当中涉及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与周年检讨等多份文件，大大加重了老师的工作量。

“这几年，教协一直和政府交涉，希望政府可以开位，增加老师人手，但政府给我的感觉就是，按政府开支而言，教育已经占好大百分比。如果以跟香港同样发达水平的国家来说，他们的教育开支占国家GDP 5%，而我们到了今日才有4.1%，当中有许多其实也只是短期性的一次过拨款，如果要和同样发达水平的国家相比，香港教育资源根本就十分落后。”田方泽说道。

为师之难，不能尽数，请看下集，或回顾老师的心底话：【老师压力．三】香港教育缺办学理念　陈荭：校长不一定是坏人

上文节录自第158期《香港01》周报（2019年4月15日）《教育走上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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