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运动．三】香港的政治困局？　年轻人该悲观以对或乐观以待

罗健熙认为，在不论是港独、自决，甚或相对温和的民主派，都已在与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尽过一份力后，结果却仍不尽人意。如今的香港已经陷入了一个难解的政治困局，只能等待某天被迫改革之时，香港仍守住自身的独特性。但民建联的刘镇海却不如此悲观，他认为在现行的体制下政治人物仍大有所为，且民主的过程不会倒退，只会越来越好。

承接上文：【雨伞运动 . 二】如何带给年轻人新希望？　民主派欲振乏力

确实，不同地区、不同选民所关注的议题有异，选战操作也不尽相同。在台湾或香港，“统独”、“亲中”、“反共”等会成为炒作的话题，但在美国，则可能是针对枪械管制、移民议题等政策进行争辩。然而，不论在何时何地，对各个政党而言，主打“民生经济牌”总是既安全又必要，这也解释了为何高雄市长韩国瑜“政治0分、经济100分”的口号能获得共鸣，因为人总是要吃饱饭后才能谈理想，没有生活品质，什么“统独”、“反共”都太过不切实际。只是，政治人物是否真能摆脱政治因素，将经济民生与意识形态切割处理？这同样得打上一个大问号。如同韩国瑜在当选后大呼“没有‘九二共识’，很多政策无法落实”一般，很多民生问题最终仍得回到政治的前提下；在香港，同样有人认为政府没有民意基础，与其对民众负责，不如对中央政府唯命是从、位子坐得更稳固。因此，没有人会提出民众真正在乎的民生政策。

“没法将‘民主’与‘民生’作一个很好的联结，这其实是民主派失败的地方。我们自己要承担这个责任。你不能去怪民众不关心政治、没有想到民主的好处。民主派有责任去说服选民，（让大家明白）民主跟民生有很大的关联。譬如说有了民主体制，就不会有那么多地产商的利益在体制里，可能大家的生活就会有所不同。”罗建熙坦承，民主派曾尝试过，但一直没能很好地将这些理念融入民众生活，从结果来看成效也不是太好。“很多时候，民主派都被一个最激烈的观点给…… 挟持？说难听一点就是被骑劫吧。”当再度问他，民主派能否重新提出一个渐进式的政制改革方案，务实地向前踏出一步，让香港不至于陷入一滩死水的僵局，也能使年轻选民看见希望、重燃热情，罗建熙思索了一阵子，似乎想挑出一个最精准又相对委婉的字眼来形容，但最后总结的这说法，或许才是民主派既清楚又难以面对的真相。

“民主派有一个包袱，会担心如果你提出的是选举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的改革，而不是去争取政党提名、公民提名，那支持者就会觉得你变了，觉得你背叛了他们。再者，过去我们曾提出比较激进的方案，如果现在反而去争取相对温和、妥协的诉求，那选民会怎么看待我们？”从高呼“不是满分的民主我不想要”，到现在回过头来，必须放低姿态询问“不然60分的民主有没有得商量”？这对许多民主派的人可能难以启齿，更愧对自己“追求民主”的招牌。但回忆政改当时，许多声音都聚焦在“公民提名”上面，这四个字成为正反方主攻的战场被掐住不放。但是，没有公民提名就是不民主、就是背弃民主吗？60分的民主比起现在的一滩死水，是不是已踏出了一小步？这是民主派历经激情与沉寂过后，必须冷静下来思考的问题。

“民主党可能稍微好一点，毕竟我们在2010年就已经做了所有人都觉得不应该做的‘妥协’。”罗建熙苦笑道，民主党于2010年就政改问题与中联办会面之后，就已被批评“背叛”、“出卖民主”；所谓“死猪不怕滚水烫”，现在倒也不怕再去提出一些比较温和的想法，只是整个泛民有没有这样的共识， 北京又有没有意愿去放宽，这些都还需要再做考量。罗建熙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现在能先给年轻人的，应该是提出如果未来二十年都没法达到普选，应该如何装备香港？不要让内地的影响过分在香港发酵，我觉得这是比较可行的一个方向。”他续说：“我最近一直在说，所有反对派系都是殊途同归，不管是温和的民主党在2010年去谈判，或是激烈的本土派在雨伞运动里有比较强的对抗，‘港独’的也被打得落花流水，每个派系在向中央争取民主的过程中都尝试过、发挥过，但它不给就是不给，大家只能等到一个被迫要改革的时候，而到那天出现的时候，香港还是不是香港呢？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等到被迫要改革的那天出现时，香港还是不是香港呢？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将香港的未来取决于内地的改革进程，这个结论听起来似乎略显被动。但罗建熙认为，这一代的年轻人在身份认同上已经走不了回头路，他们只会觉得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在这个前提下，只能帮助他们抵御来自内地的负面影响，以确保当改变来临时，在法治、资源及生活方式上，香港仍是保有自己特点的地方。从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于去年中所做的调查可见，巿民对身为“香港人”的认同感评分最高，10分满分计有8.54分，其他依次是“亚洲人”、“中华民族一份子”及“中国人”；当中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感最低，仅5.85分，创下历史新低。对年轻人而言，这种身份认同感真的“回不去了”吗？死结无法解开只能靠翻天覆地政制改革？在这现实上与中国难分难解却又貌合神离的窘境下，罗建熙无力地表示，自己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但对于能给年轻人什么样未来与愿景，他也真的乐观不起来，因为在他们眼中香港已陷入了无法解开的死结，在僵局被强行打破之前，能做的似乎只有拼命撑住眼前残余的光景。然而，现实的情形是否如此绝望，真的只能残喘地等待他人主动将死结打开？又或者，一次翻天覆地的政制改革，真的就是那解开香港死结的解铃人吗？26岁的民建联社区干事刘镇海，对此抱有不同的看法。

“民主制度是不是真的能改变香港的一切？还是要看选民的质素，如果民主走向极端变成民粹的话，那香港一样不会改变。而且你要说香港是不是没有民主？我觉得不是，香港其实挺自由的，很多问题是地产商、高地价的问题，这些不一定是民主制度能改变的。譬如土地问题，现实就是很多地是地产商的，就算今天特首由一人一票选出来，一样要去跟地主妥协、商量。民主就是钟摆的，就像台湾一样，你以为支持民进党会有希望，结果觉得被骗了，又跑去支持国民党，结果还是令人失望，但问题有没有解决呢？事实上根本没有解决。民主并非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方法，如果为了追求民主而影响、破坏民生，我觉得这个民主就不一定是好的。”这些话听在近年来洒热血抗争、极力追求香港民主的年轻人耳中，或许有些刺耳，刘镇海在伞运期间也因为政治立场与朋友不同，在通讯软体中被同学踢出群组，在Facebook上被解除好友。即使早已习惯了在同龄人中不被理解，但他仍澄清，并非认为民主不重要，只是香港的问题未必是“真普选”就能解决的，就算要追求民主程序也要有适合香港的步调。

“你说立法会是不是真的很没用，在我看来也不是啊，行政长官还是要向立法会交代，也要向香港的选民交代，如果立法会不通过（拨款、立法）的话，政府很难做到它想要的措施。可能很多人觉得，立法会多数是建制派，建制派就是行政长官的投票机器，其实不是的。我们也不是所有政府的政策都支持，很多议员都是民选出来的，他们也要向选民交代。如果年轻人更多参与政治，他们也会有渠道去进入体制或传递他的想法。”刘镇海认为，想改变香港社会，可以反对政府的措施，但不应该什么政策都不提出来，只是一昧的反对，而没有具建设性的建议。他承认，香港政府很多时候很怕事、魄力不足，也没有良好的宣传，但如果代议士有强大的民意基础，所提出的建言自然会比较有力，这时候提出一个够好的政策，就有可能影响政府决策。

“作为负责任的政党或政治人物，还是应该不断提出好的政策来说服政府、说服选民，而不是说‘我讲什么政府不听怎么办’。如果政府确实接受了呢？那不就是对香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吗？很多如果怎样、如果怎样，但你什么都不做，就连如果都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应该要有自己的想法，提一些理性、现实、有建设性的建议。所以我只会想，如果这个政策可行，那就努力往这个方向去解决问题，如果总是想着这个不行、那个怎样，也很难让选民有信心。”对代议士的功能仍抱相对乐观的态度，面对香港未来的政治想像，刘镇海一样充满信心：“我觉得你要让年轻人知道，民主一定会改进，民主不会后退的，走了一步很难再走回来，民主只会一步一步前进，就像当时提出的‘831政改’，我相信那只是第一步，也不会是最后一步，（将来）只会有更具有民主内涵的选举出现，对中国大陆而言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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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5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3月18日）《从希望到失望 香港青年的沉寂与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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