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预算案】基层学童未跑先“输”　政府派糖有何用？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结语中提到，一位基层母亲向他反映，去年政府向有需要学生发放2,000元开学津贴，令其儿子能报读兴趣班，冀今年可以继续发放。结果，这位母亲得以如愿，基层学生在被指“少甜”的《预算案》中依然可享一粒“糖”，金额更增至2,500元。然而，当学习需要渐增，特区政府与其“忽然关心”，让贫困学童偶尝“苦中一点甜”，何不仿效新加坡或英国等地从长远筹谋，让所有学童不论出身也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家中的雪柜坏了三个月，如果有2,000元，我会买雪柜还是补习呢？”立法会社福界议员邵家臻一语中的。陈茂波向基层学生派钱的原意，或想借此支援其学习需要，然而，新一份《预算案》中的各种社会保障纾困规模，均由以往的“三粮”缩减至“双粮”，财政紧绌的家庭或视这笔学习津贴为“救命钱”。邵家臻形容，这笔钱尽其量是一份“关爱”，但政府以“小修小补”的方式，并不足以弥补社福制度的漏洞：“无饭食但有糖食，你话系咪好戆居？”

“（支援基层学童的措施）还有校本课后学习及支援计划、地区青少年发展资助计划、学生活动支援基金、在职家庭津贴、上网津贴……香港的社会福利制度好像是一个showroom（陈列室），每样都有，但只是用作装饰而已。”邵家臻认为，有关措施杂乱琐碎、不够全面。

奇怪的是，它（政府）知道问题源自制度的漏洞，却从不进行制度改革，只会填补漏洞。关爱基金的存在意义就是补漏拾遗，既然‘漏’及‘遗’来自制度，为何不处理制度呢？

贫穷儿童一年增五千

面对清贫学生，特区政府自视保障措施包罗万有，但实际成效如何呢？根据《2017香港贫穷情况报告》，当年贫穷儿童人口上升至23.4万人，政策介入后为17.7万人，较2016年增加逾5,000人。另外，儿童贫穷率上升0.3个百分点，达17.5%。报告还分析，新增的贫穷儿童部分来自较大型在职住户，且大多与长者同住，当中只有一名成员工作，其家庭负担较为沉重。

“我们一直认为，如果政府有心的话，应该觉得（这个数字）是耻辱。”邵家臻说。若说贫穷儿童的数字是“耻辱”，那么政府部分所谓措施就是“笑话”。

由2008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成立、旨在促进儿童向上流动、减少跨代贫穷的“儿童发展基金”计划，就是经典的“半桶水”。该计划原意帮助10至16岁的弱势儿童，透过师友及储蓄配对，鼓励他们规划人生、养成储蓄习惯、累积无形资产；每位学童只要每月储蓄港币200元，就可获外界一比一配对捐款及政府一比一的配对奖励，两年期满后，共可获14,400元储蓄。

根据劳工及福利局2015年委托香港大学进行、于2017年发布的研究结果，基金能有效为参加者提升资源管理和规划未来能力、扩阔个人网络、建立持续储蓄习惯，对学业和事业发展均有裨益。不过，社会各界对基金涵盖的儿童人数及累积的储蓄金额，均有存疑。

“先不说基金成立10年来（注资9亿元），只有约1.7万名基层儿童参与（占贫穷儿童人口约10%）。完成两年计划后，学员最多只能获得约14,400元。有什么（人生规划）是一万多元可发展的？除了象征式意义，还有什么可以做到？除了表示政府有新猷外，还可做什么？”邵家臻批评计划杯水车薪，无法达致理想结果。民间智库智经研究中心亦曾撰文质疑基金成效，表示计划属自愿性质，只能更吸引奋发上进者参与，因此，应该设立一个随机甄选、让心态不一的基层儿童都有同等受惠机会的计划，甚至可以考虑将相关资源更集中于不太主动筹划未来的基层儿童身上。不过，当局似乎不以为然。当年有份促成计划的劳福局局长罗致光今年1月回应称，进行上述研究的顾问团队并没有指出基金覆盖范围过于狭窄等问题，故港府目前没有打算调整计划内容。

既然研究报告没有指出问题，问题好像就不存在，政府也没有必要解决问题。

奉行剩余福利模式　拉阔贫富差距

邵家臻狠批，特区政府的冷漠，源自港英时期已奉行的剩余福利模式（Residual Model）——认为贫穷问题是个别人士的家庭、意识等所造成，而非源于社会不公，故强调政府只需承担最基本的社会救助和服务，而社会福利亦只会提供予指定的人，同时不断增加相应条件，“令人享用社会福利的时候有愧疚的感觉。”

曾任香港教育大学助理教授、现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的吴木銮亦表示，港府不是完全自私，但非常强调市场经济及收入差距，故鼓励市民在私人市场上自行解决所需，只愿为一部分条件最糟糕的人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可是，港府也因而轻视了贫富悬殊、人口老化等问题，未有从社福方面作长远打算。吴木銮提醒，当局不应重回旧路：“香港以经济增长为重心，什么都说GDP，社会政策只是辅助。反之，新加坡近年已较少强调GDP的增长。”

新加坡同样致力经济转型，但并没有因为发展经济而忽略某些阶层，反而更关注弱势社群在转型的过程中可能未能分享经济成果，故着力应对人口老化、更重视为基层解困，例如上月中（2月18日）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就以“开埠200周年”为由，用不同形式向国民派发纪念花红，中、低收入者受惠最多。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学生均获分一杯羹。当局透过分红计划，为所有中小学学生的教育储蓄户口（Edusave）新增150元坡币（约870港元）的补贴，而17岁至20岁的新加坡人，若在中学后延续教育户口（PSEA），则可获高达500元坡币（约2,900港元）的补贴。

这些乍听之下类近香港儿童发展基金的储蓄计划，似乎比我们的有用得多——自1993年成立的Edusave，每年为6岁至16岁的在学公民提供200元至240元坡币（约1,160至1,400港元）的助学金，并设不同奖励计划，以保证其能完成普通教育课程、参加职业技术训练、或进入高等学府深造。

到2001年，新加坡又推出“共同储蓄计划”，透过现金奖励公民生育，并为初生婴儿至12岁以下的儿童提供“儿童培育户口”的一比一配对津贴；以首名子女计算，若父母供款达至配对上限 ，该户口合共可获9,000元坡币（约5.2万港元）的累积储蓄，期间父母可以提取现金奖励的款项以应付各类开销，或以转帐方式缴纳教育或医疗费用；到这名子女12岁后，该笔款项会转至PSEA户口，以支援日后的专上教育学费、宿舍费等相关费用。

除了尽量让不同出身的学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新加坡政府在财政稳健时，会采取特别措施，以帮助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儿童。例如在2015年的《财政预算案》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童可获600元坡币（约3,480港元）的额外供款，比家庭收入较佳的学童多了一倍。

据立法会秘书处资料摘要《选定地方的儿童储蓄计划》，由2001年至2013年，新加坡政府合共为29.7万个“儿童培育户口”提供14亿坡币（约81亿港元）的供款，覆盖率达至95%或以上，而在首名及次名子女的户口中，有48%达到配对上限；同时，有15.6亿坡币（约90.5亿元港币）被提取，当中85%用于支付教育开销，其余则用于医疗服务。

这类储蓄计划，源于美国学者Michael Sherraden的“资产为本”理论，有别于以“收入为本”的救助政策。前者透过政府、家庭及就业三项经济来源，协助低收入户累积资产，长远可获得经济自立；后者则透过上述三项经济来源，维持最低生活所需，但长远而言无法脱贫。

吴木銮解释，“资产为本”有助个人从小培养储蓄资产的习惯及观念，令基层汲取知识和经验，学习如何有效管理金融资产，借此改善生活；但当所有儿童获得同等待遇时，就有违港府固有的剩余福利模式。他补充：“其实花不了多少钱，罗致光局长是这方面的专家，不会不知道计划的利弊。”——究其因由，相信只是政府不愿意、亦不认为有需要为香港市民作长远承诺。

上文节录自第152期《香港01》周报（2019年3月4日）《向基层学生派2500元的迷思　“同一起跑线”梦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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