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预算案】患寡而不患不均？稳定经济与纾解民困须并重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言：“我最关心的是让每一个公民的命运都和这个国家及它的未来休戚相关。”与香港很有多地方相似的新加坡，在公共财政的理念却不尽相同。新加坡政府著重扮演“收入再分配”的角色，力求做到“全民共富”。有批评的声音指出，港府的理财新哲学走回头路，只顾经济发展而忽略市民的生活质素，只顾中产阶级而忽略基层市民。被诟病“守财奴”的香港坐拥千亿盈余、万亿储备，如何做到“应用则用、用得其所”？特首林郑月娥的政府理财新哲学是否为“财富再分配”找到出路？
香港在医疗、教育及社会福利的开支并不低。在2018/19年度财政预算案中，教育总支出为1,137亿元，占政府总开支5,579亿元的20.4%，紧随其后的是社会福利（16.5%）、基础建设（15.4%），以及医疗卫生（14%）的开支，其中，社会福利的开支相比 2013/14年度更是累计增长了54.6%
然而，政府在教育、医疗、社福等政策方面“落足本”，仍难以纾解民困。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陈伟强表示，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政府用于社会福利层面的公共开支主要交给非政府组织（NGO）打理，对于公共财政是否用得其所，并没有衡量的标准。
教育医疗社福挑战大
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系教授雷鼎鸣对政府是否“有效运用财务措施”亦有保留。他用“揸老爷车”比喻政府公共理财的模式：“加油不会马上加速，踩煞车也不会马上停车。”他认为政府的钱都花在“大路嘢”，很抽象，并不是公共理财的最优方案，而针对人口老龄化和贫富差距加大所带来的挑战，政府仍未着力处理。
陈伟强认为现届政府的财政预算不具“前瞻性”，其所谓的“理财新哲学”是“旧酒新瓶”。例如，尽管政府去年增拨20亿元经常开支用于提升教师发展和专上学院建设等，但对于未来科技发展带给教育的挑战，财政预算案却甚少提及。
另一边厢，新加坡政府审慎理财、照顾后世子孙的做法可谓是“投资未来”的一大体现。观乎往绩，新加坡政府往往能够提前规划，未雨绸缪。面对科技革命及人口老化带来的新挑战，今次的财政预算对科技亦着墨不少。新加坡财政部长王瑞杰总结新财政年度预算案时讲到：“我们不只要照顾好这一代人，也要照顾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这是我们必须坚守的核心价值观。”
肥了库房 穷了市民
港府奉行多时的“小政府、大市场”理念源于前财政司夏鼎基提出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夏鼎基在1981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指出：“香港公营部门的相应体积由1975年的6.2%上升至1980年的21.2%……公营部门决不可以无止境地增占社会资源……其直接结果，是削弱市场面对急速变化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应变能力。”此后，港府便一直以公共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监控政府规模，即便在香港经济面临亚洲金融风暴和沙士等挑战的回归前十年，亦复如是。
“大市场，小政府”背后所反映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正是认为市场经济的兴衰属于自然规律，市场会自我调节，做到最佳的资源配置，政府不可擅加干预；这种观点同时排斥社会福利，认为后者的存在会打击工作意欲、难以提升劳工生产力，长远甚至可能拖垮公共财政。
以2003/04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为例，政府卸走在公共领域的责任、为库房保驾护航的目的昭然若揭。政府一方面声称香港经济趋势向好，包括2002年经济实质增长2.3%，较2001年0.6%显著回升；同时又估计2003年至2007年经济趋势实质增长每年为3%，通缩亦慢慢改善。然而，政府却以财政赤字为借口，继续扮演“守财奴”的角色。
2017年，金管局前总裁、行政会议成员任志刚在网志中批评政府过去十年的“守财奴”政策，直言“稳健有余，进取不足，亦不合时宜”，故倡议增加政府开支、减税和作出赤字预算。特首林郑月娥随后表示，她认同公共开支可以“大胆些”。林郑在竞选特首时便以“理财新哲学”作为口号，声称要摒弃“大市场、小政府”的思维，大胆突破。其后，政府2018/19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更是打破过往公共开支不超过本地生产总值20%的财政预算准则。
不过，雷鼎鸣提醒，若政府开支增幅跑赢GDP增幅，恐会有违《基本法》。翻查《基本法》，第107条对政府的财政预算有三个规范：（一）量入为出；（二）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三）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雷鼎鸣解释，政府过去十六年对上述的第一及第二部分可算及格，但在第三部分的表现却强差人意，甚至可说是“脚踩红线”。
雷鼎鸣补充，不少研究报告表明，并非政府支出愈多，经济增长就愈快，而是需要一个合理的支出水平。政府预算约束（Government Budget Constraint）即是港府在公共理财的一个考虑，它狭义上指的是政府总支出必须等于政府的税收及其他利润收入。
蛋糕造大还须分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认为，现任政府的公共理财手法仍是典型的“生产主义制度”，意即强调GDP增长的社会政策。回归以来，历届政府多数情况下认为经济发展是第一位。前任特首梁振英在发表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发展民生。而时任政务司长林郑月娥亦说，过去十年香港每年平均经济增长只是3%至3.4%，远不及新加坡的6%。但他认为这是香港误读了新加坡的数据，实际上并没有6%那么高。
然而，一味造大蛋糕会否是答案？吴木銮认为，尽管林郑做过社会福利署署长，她只考虑如何“做大蛋糕”，但她的政策更加侧重提高生产力，对收入再分配和社会政策，特别是社会救助方面重视不足。他剖析香港社会怨气增加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已经意识到经济发展不见得会为所有人带来财富以及提高生活水平。陈伟强形容现任政府是“大政府、大市场”，质疑政府把“稳住经济”与“纾解民困”两个概念对立，认为“纾解民困”就必然会影响经济。
当政府的公共财政管理做得不如人意时，市民对派糖的要求诚可理解。派糖好不好，视乎有没有对香港当下的顽疾对症下药。香港面临的房屋、退休保障及医疗问题，并非GDP增长一两个百分点便可解决。在持续录得大量财政盈余的情况下，政府若不派钱，也应该令市民相信，政府会善用公共财富，令市民长远得益，令一些长期没有处理好的问题重现曙光。
上文节录自第15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2月25日）《为预算案把脉 以星洲为镜看公共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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