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预算案】以新加坡为镜看公共财政　香港出了什么问题？

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于2月27日出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发表网志，重申来年度预算案主调是“撑企业、保就业、稳经济、利民生”。财政预算案本应彰显政府公共理财的理念，港府坐拥万亿财政储备，可以做的其实不少。不可否认，自2009/10年财政年度起，政府的开支显著增加，2017/18年度的公共开支更比十年前增加逾一倍，但环顾不断冒现的社会问题，港府所做的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现届政府提出“理财新哲学”，但在处理政府开支时，仍不见有思维上的突破，只一味造大蛋糕，却不细问蛋糕如何分配。

逾233万份表格、466万张纸、全部叠起来可达512米高，相当于1.2栋国际金融中心（IFC）的高度。这场被诟病为“阿茂派钱”的“环保灾难”，事缘于去年政府斥资110亿元推行“关爱共享计划”，向合资格市民派发最多4,000港元津贴，但不少市民怨声载道，批评传统“递纸”方式申请手续繁复和混乱，行政成本更高达3亿港元。3亿港元可以做什么？以2017/18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为例，政府拨款约3亿元用于提高资助社福机构护理员薪酬、翻新逾百间闲置校舍、保护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教育旅游、扩展国际青年交流计划、扩展创业计划等等。

星求共富　港为“补镬”

派钱都能派出事，由此可见港府派钱既无针对性，行政效率又不高，然则新加坡又是如何做的呢？2006年，新加坡率先以“经济增长红利”的名义向成年国民直接派钱，其最新的财政预算更是迎来近十年来第三次“全民派钱”，并为不同阶层的市民“度身订做”，确保政府开支用得其所。

在最新的财政预算案声明中，新加坡财政部长王瑞杰宣布向国民分享11亿新加坡元（约63.6亿港元），所有满21岁国民可按个人收入获得100至300坡元不等的“红包”（约600至1,800港元），预计约有270万人受惠。尽管此次新加坡派钱的金额约为“关爱共享计划”的一半，但其背后所突显的公共财政理念，却截然不同。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认为，新加坡的派钱政策注重全民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而香港则主要是“扶贫”，表现在政府主动将派钱与扶持低收入阶层挂钩。他认为，“全民共富”是新加坡政府施政最大的考量之一，当中便包括贫困人口的后代会否遭遇阶层固化等问题。吴木銮坦言，虽然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可能为所有人带来益处，但新加坡政府注重经济发展造成的差异，尤其是容易受到经济变化影响的那部分人，强调政府的公共财政理念“是让老百姓觉得他们跟新加坡一起成长”。

2011年，港府向全港所有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居民派发6,000元现金，约610万人受惠，涉及金额约370亿元。吴木銮认为此举与新加坡颇为相似，是“见者有份，还富于民”，但今次派4,000元，政府连为何派钱都没有跟公众解释清楚，吴木銮形容是“非常糟糕”。“关爱共享计划”繁复的申领手续背后，依然是那种反对福利扩张、免得政府将来面对财政压力的心态。吴木銮认为香港政府想“扶贫”但没有做好，去年的派钱“没有得益者”。他质疑此举或是迫于各个政党合力施压而做出的“补镬”措施。

星重安居　港征地税

在2018/19年度财政预算案发表后，港大民调结果显示，只有26%的受访者感到满意，评分只有48.2分，比上一份预算案大跌7.5分，创十年新低，当中65%的受访者认为香港财富的分配不合理。围绕派4,000元的举措，有意见就批评此举为“厚中产、薄基层”，更有市民反映“不如回水实际”。

财政预算本应把财政收入，尤其是盈余的部分用在公共项目上，用公共资源解决社会问题，让市民生活得到保障。而当政府不能有效地对财富进行再分配时，公众自然会减少对政府的信心，反而希望政府能“还富于民”，让市民自行处理这笔“财政盈余”。

除派钱之外，新加坡还运用公共财政协助市民置业，同样是财富再分配的体现。在最新的财政预算案中，新加坡提高了买楼税项，同时为协助年轻人置业，特别推出2,000伙“先兴建、后销售”的组屋单位，主要是协助单身、离婚、现正租住组屋的租户，以及缺乏收入证明的年轻夫妇可以提早置业。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亦增加“近居购屋津贴”（Proximity Housing Grant）的金额，最高津贴高达3万新加坡元（约17.91万港元）。近居购屋津贴早于2015年推出，主要是鼓励年轻人靠近父母居住，有逾一万个家庭受惠。

反观香港，不少年轻人为求上车，宁愿选择位置偏远的新建居屋，而港府亦缺乏协助年轻人置业的措施。统计处最新一轮（2016年）住户开支统计调查结果显示，住屋是最主要的住户开支类别，占2015年住户每月平均开支的36%。其中，居于私人房屋的家庭居所开支所占的比例 （40.5%）显著高于公共租住房屋住户的相应开支比例 （12%）。显然，住房成本已成为本港市民最沉重的负担。回看2005年至2015年期间，住宅物业市场的楼价及租金十年内累积升幅更是惊人，分别达到223%及100%。

然而，这一沉重的包袱却是港府的“聚宝盆”。 在2017/18财政年度，地价收入为香港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约1,648亿港元，占政府总收入的26.6%，紧随其后的是利得税（22.4%）、印花税（15.4%）、 薪俸税（9.8%）及一般差饷（3.6%）。简言之，政府近年频频录得巨额盈余，卖地收入可谓“功不可没”，最近两年的地价收入更是频频破千亿。

政府库房盆满钵满，而高地价的恶果却由市民承担，楼价租金不断上升之下被迫节衣缩食、愈住愈小。吴木銮认为，香港现时的公营房屋占整体房屋供应不到五成，起码一半的土地都被商界收入囊中，用来牟利；而不断攀升的租金和楼价，变相是对巿民征收土地税，亦削减了香港的竞争力。

近年来，港府在房屋方面的公共开支有所上升，但占总开支的百分比仍然不高，且增速为各个政策范围开支中最低，在过去十年只增加了0.9%。吴木銮表示，新加坡政府一直强调房屋是用来住的，其住房自有率高达90.9%，仅次于全球最高的罗马尼亚（96%）。他说：“新加坡政府在社会政策上花钱的优先顺序，公共房屋肯定是第一位。”

“新加坡有八成人都住在公共房屋，社会可以不平等到哪里去？”吴木銮指新加坡的“组屋政策”令八成国民处于“同一起跑线”，因此，新加坡在推动社会阶级向上流动方面，是发达经济体中做得比较好的。“当政府面对社会经济增长带来的贫富差距时，最好的做法就是让其他的人也受惠于经济增长。”吴木銮这样解释“共富”。

在应对房屋问题上，现届政府选择耗资约5,000亿港元进行填海造地，相信即将公布的2018/19年度财政预算案亦会大量着墨于“明日大屿”计划。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系荣休教授雷鼎鸣认为，“明日大屿”填海计划旨在解决香港土地短缺问题，实际上是具成本效益的投资，并非“倒钱落海”。只不过，填海造地以后，政府还需要发展基建等配套设施，附以商业及房屋发展，社会效益并不能在短期内体现。

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陈伟强曾任油尖旺区议员，他担心“明日大屿”成为大白象，认为政府与其斥巨资去发展填海计划，倒不如在市区内想办法，处理隐藏在市民身边的“社区炸弹”。他举例，早前市区重建局计划收购重建市区约800幢旧楼，预算约为1,300亿元，若将这笔钱用于解决楼宇安全问题或腾出土地兴建房屋，或可称为“用得其所”。陈伟强相信，背后显示的港府公共理念是：不直面问题，向商界倾斜，而且避得就避，顺势将医疗、养老问题“都堆到大湾区”。

上文节录自第15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2月25日）《为预算案把脉 　以星洲为镜看公共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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